刘西洁，号蹴簋堂主，1964年7月生于西安。1989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2000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研究生班。现为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副教授，西安美术学院上海分院院长。

　　曹玉林，1947年6月生于江苏宿迁。现为安徽省安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振风》杂志副主编。美术评论发表于《美术观察》、《国画家》、《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等多种报刊。著有《董其昌与山水画南北宗》、《王原祁与石涛》等。

　　曹玉林(以下简称曹)：相对而言，在当代新一轮中国画体格转型的过程中，人物画的成绩是最大的，其转型也较为成功。它不仅已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服务于政治功利的素描加笔墨的单一化模式，楔入了艺术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探索，而且在态势上也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其中以总括中西当代艺术之长的高定位，企图不牺牲中国画的水墨特点，通过媒材潜能的开发、媒介特质的实验，对传统语言形式的解构和重构来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强暴，实现对中国画现实情境压力突围的现代水墨运动，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随着时代的进展，现代水墨运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这中间少数更为激进者，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画文化种姓的自我确证，而投身于观念、行为、影像、装置等更具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特征的艺术方式；而大多数人却逐渐走出了西方观念的视野，越来越趋于成熟和理性，在价值取向和美学趣味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归。作为一位当年现代水墨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你曾经创作过《飘浮的云》等一大批现代水墨或曰实验水墨作品。你是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画坛水墨艺术的这种新态势和新变化的？

　　刘西洁(以下简称刘)：如你所说，如今水墨艺术，或换言之，中国水墨绘画的确呈现出了一种空前的多元状态。在这里我之所以不用“中国画”这一称谓，而代之以“中国水墨绘画”，其目的是试图从物质承载方式上还原中国传统绘画的当代视点，使之处于一种非“载道”的意义层面。这与我追求既保持东方水墨艺术的特点，同时又追求兼融其他造型手段的思路是一致的。作为水墨画的独特性毫无疑问在于它的媒质：一是宣纸，二是毛笔，二者相辅相成。宣纸对水墨特别敏感，特别灵透，一笔下去浓淡燥润，层次分明。而毛笔的软性、柔性和弹性合为一体，更加丰富了它在宣纸上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两方面是决定“中国水墨绘画”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水墨运动正是基于对“中国水墨绘画”这一物质基础的深刻认识和真切把握而产生的。我们经常强调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但对话和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换言之，你得有“话”可说，有“东西”可以交流。在视觉文化方面，我们有什么“话”可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流？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就是水墨这种文化形式。这是由文化交流平台的日益国际化和公共化所决定的。就是说，越是在公共的交流平台上，地域性的和民族性的文化价值的开拓越是重要。这里说的“开拓”，指的是将水墨不仅作为一种媒质，更作为一种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当代人的精神理念和生存状态相碰撞，使其转换为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艺术语言，这是水墨艺术的前途所在，也是“中国水墨绘画”得以发展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