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1日，周天黎在《美术报》上发表的近25000字的《艺术沉思录》，高古凝重，气象苍远，震撼晦盲尘寰，是其对中国艺术发展之路运思甚深、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的醒世之作，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她那些以敏锐深刻的洞见，洗涤灵魂和激励思想的美术与人文论著，拓宽和提升了中国画的美学境界，并为当代和后世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启示和艺术遗产；她那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观和自创的“积彩色调水墨”的精湛技法，她对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的深度切入，横亘着厚重与激情、深沉与个性的绘画，使她的作品成为“百年来难得的杰作，百年后可藏可传的书画。”

　　周天黎对结构知觉和墨彩知觉进行了极为粗犷剽悍的革命，让人领略到一位守望精神境界的艺术天才，在指向心灵的巨大冲突时，以超现实的心灵图写，……烘托出物象的精神本质，孕育着穿越时空和历史的能量，产生出一种生命形式、体验形式与哲思形式的撼天动地的精神大展现！

　　面对中国历史本身的波澜壮阔，周天黎以学术良知与伦理责任俯瞰中华文化和艺术创作的前世今生。天风地气，沉钟盈耳，大思考才有大突破，周天黎的艺术和思想已成为这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刚硬记忆，她正在为中国千年画史写下独特而灿烂的一页！

　　——摘自2012年10月13日《中国改革报》：《人文之光》

　　壹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支持开明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是我挚着的审美主见。当代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饶的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土壤，任何逃避思考与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艺术家都不能称之为卓越的艺术家。我主张当代的中国艺术家要面向社会，面对苍生，要时时触摸时代的脉动，骨气洞达、思飘天外，更不应该是精神上的侏儒。1804年2月28日，德国小镇哥尼斯堡所有的教堂丧钟齐鸣，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故乡下葬，一块简朴的墓碑上，镌刻着音乐家贝多芬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摘录的句子：“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在我的观念里，象征性与超现实浪漫情境的艺术创作可以超越世俗政治，但艺术家不可以埋没起码的良心。有道义担当的不一定是大家大师，但大家大师如果没有道义担当，是不是太可笑了？太忽悠了？！当然，作为一个个体，不必人人象鲁迅一样，“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惊惊焉劲烈如秋霜，”（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精湛淹博、摧陷廓清，敢于解剖民族的灵魂，也敢于拷打自己的灵魂。欲、智、诈、正、邪、利、术、勤、竞、生、死、毅，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与成长环境不同，艺术家完全有自己选择生存、生活方式的自由，然而，在有各种压力的现实生活中的审时度势、人情练达、谋生世道，种种歧引、无奈、妥协、调侃、幽默、矫情、变型、躲避、交易、迎合及如丧考妣，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鬼迷心窍地与无耻沆瀣一气，不能与狼共舞，不能与魔鬼同眠。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自提出了“人人在认识真理面前的平等”的哲学观念，普世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人文精神本身就是艺术领域张力的重要部分，是专业边界以内的归属，是艺术价值之所在，甚至是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的艺术之魂。怀有任何独特生命状态和精神底蕴的艺术家，包括汪洋恣肆天马行空式的追求，包括所有高度个性化的艺术思想、艺术实践、艺术风格、艺术技巧、艺术创新、艺术批评、艺术研究、艺术遗世意义的宏观和微观的思想维度与价值，都可以放到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加以衡量。而且，在世界艺术长廊之中，包括对心灵视界与超脱生死的彼岸的认知过程，几乎没有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具有惊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和哲学推导能力，否则，形而上的精神大厦只能是空中楼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因为，非此才能不断地拓展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谱系范围。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严肃地指出：“在不存在和这种浑身充满快感的存在之间，是没有中立的。如果我们存在，就必须存在到这样的程度。”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矛盾，寒来暑往，日月盈昃，伫望远方，唯浩浩荡荡的理想至死不灭。有时，时代可以将历史碾得粉碎，但无法将历史磨灭。在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中，不管历经怎样的沧桑与悲凉的世事变迁、荒谬时代的历史苦难、人性扭曲变异的残酷与辛酸，以及被一再涂抹、改造、禁忌、歪曲与不堪，然而，某些段章，某些关键仍会以对政治形态透视、人性形态透视、文化形态透视的聚焦形式，穿越岁月的幽暗险峻，天崩地坼中也能凸显出永恒的光耀壮丽。也许是一种机缘，也许是历史瞬间的曝光！当看到这张集体屠杀巴黎公社社员的珍贵历史照片之际，使一向主张和平与非暴力的我，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痛心疾首，心灵震栗，激荡着生命的悲壮和感悟，盛夏里流出喜马拉雅山化冻的泪滴，只为这道天长地久的死讯。它又仿佛是一道从精神时空秩序中发出的律律之令，点燃起我思想感情的烈焰，去击退一切虚无主义的魅惑，萌生了欲破万里风雪也要去巴黎拜祭这堵血墙的念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似近尤远，似远犹近，都离不开以人性、神性和自由、非暴力、平等、慈愛为基础的价值观体系。对一个常常宏观思考人类命运、思考人类终极问题的中国画家来说，“普世”并不等于“西化”。而是庄子的格，屈子的情等传统民族性思维模式以外的另一种人类生死情操、另一种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探寻；对我这样一个内心深处燃烧着酒神般的玄幻彩梦，力图超越观念话语的限制，突破中西文化藩篱，结合西方表现形式且认知中西哲学思维，关注社会变革、关注当代精神和灵魂危机，喜欢用视觉的形式语言表达自身思考的画者思者来说，这份来自历史巨大错动中的更深层次命运力量的精神场景，与情感的体验，脑力的震荡，思想的历险，又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1871年5月21日至28日凌晨，被俘捕的147名巴黎公社社员，这群为了理想和自由而面对死亡一刻的平民与知识分子及浪漫的诗人、艺术家们，没有胆寒箸落，不见惊惶恐惧，显得那么的从容勇毅、平静坦然，镇定的眼神里，甚至闪烁着对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显示出为了人类解放事业锋发蹈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最终，权贵资产阶级的阿道夫·梯也尔国防政府，下令将他们分批全部枪杀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角（据巴黎公社遗属所言，被枪杀的远不止此人数），尸体全被埋入墙边的一个深坑。顿时，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天地氤氳之间，云横雾纵之处，一派大气吞吐，长空欲坠！法国诗人，巴黎公社委员，在保卫巴黎公社巷战中失去右手的欧仁・鲍狄埃，在得知最后147名公社战友英雄就义的消息后，彻夜难眠。语言已被悲痛烧成了灰烬，心口流干了血，躲藏在郊区小巷一所老房子的阁楼里养伤的诗人，用炽热的审美激情之火，以刑天舞戚之志，将心灵苦难熔铸成自由的史诗和生命的哲理。他怀着满腔热血和难以抑止的悲愤，迎着初露的晨光，用另一只也负伤的左手，含泪啜泣中字字千钧地创作出了震撼寰宇的宏伟诗篇——《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这首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的史诗式之歌，对许多人来说也许已经很遥远，但那依然熟悉的旋律，当年展现的是亿万个劳苦大众灵魂猛然觉醒的奇丽：人民啊！高贵的名字，你是大地的子民！人民啊，你终于欢欣地起立，将成为大地的主人！人民啊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根本创造者！

　　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文序言中记述：“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甫墓地上的一堵墙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从此，该地被公认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圣地，永远激励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据估计，巴黎公社运动短短的72天，仅巴黎公社起义军民方面，数万公社战士在作战中牺牲，2万多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5万多人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是法国乃至欧洲所有国家內部最血腥的一次暴力斗争。战乱兵燹的史实，是强悍的自以为可以掌控局势的阿道夫·梯也尔政府，一次次拒绝和平谈判，并从外国侵略者处获得兵力和武器资源，以13万装备精良的优势军力，对只有2万多正规义军的巴黎公社实施血腥剿灭。暴力镇压引发的誓死不屈的暴力反抗，是惨绝人寰的山呼海啸般地疯狂捉对虐杀，巴黎城内，几乎每一条小巷，妇女儿童都自觉挺身参与了顽强抵抗。死亡的烈度惊天地泣鬼神，鲜血染浓了塞纳河，起义者与镇压者都付出了具大的生命和政治上的代价。人与人的诛戮中，一些人留下遗言，必须用更残忍的流血手段为死者复仇。

　　历史不是书斋里的涵泳梦谈，历史血肉丰实，历史非常辛辣峻冷。苦难的法兰西民族啊，绝世悲情面前，一味的仇恨历史观又会把你带向何方？一个国度的人民难道还要在忌恨、厌恶、诅咒中再来一次恐怖和黑暗的相互杀戮吗？权力的争夺、主义的坚守，真理的追求，道路的选择，十字路口前，考验着法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

　　贰

　　任外界寒风萧瑟，须养活一团春意。昭昭然为天下之明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国思想界一代宗师”的伏尔泰与他同道们，手中的一支笔，“轻入和风，猛如雷电。”“对这个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培育良知，教化人类。”“他把人的尊严赋于黎民百姓。”“要制止人类再流血。”（雨果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明确指出：“人不是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一切行为的道德性。”（抛开后来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各种主义各取所需的异化和误读，以及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它与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论述异曲同工。这位欧洲哲学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阐述其学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另一位哲学家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在爱尔非特的演说》中，明确表述了他和马克思相同的观点：“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他们捍卫天赋人权、公民自由、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支持社会良性改革、主张开明的民主制度、强调自由与平等的政治理念；毕竟被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汤汤泱泱，渐成大泽。强权可以摧毁花朵，但不能阻挡春天，公义的爱被高高举起。

　　一个培育仇恨的政权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爱，更不会有社会的安定，有的只是仇恨，有的只是暴力，它象一只邪恶嗜血的饿鬼，渴求把最好的人的血都吸光，不断制造出痛苦，龌龊和悲剧。世人反对暴力，也无法宽容罪恶，这样的统治者是不可能长久维系下去的。1873年5月2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指挥凡尔赛军队血腥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的刽子手阿道夫·梯也尔被迫辞职。加上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爆发的严峻局面，促使后来担任法国历届政府首脑的政治家，都为平缓与消除这段历史仇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尽量弥平阶级对立，鼓吹和宣导“在民族和祖国的恩泽下，法兰西全民和解。”权力不再张牙舞爪，拥抱人民永远不会是太迟。各派政治力量也在云谲波诡的变世，明白唯一能做的不只是愤怒、复仇和继续的愤怒、继续的复仇。否则，很可能今日的专制者乃是昨天的专制批判者，而明天的专制者又可能从今日的专制批判者当中产生；一个魔鬼的倒下，并不意味着魔鬼之门从此关闭，因为产生魔鬼的土壤还坚硬而冰冷地存在着。不是吗？城头徒换大王旗，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胜利之时，即是新贵拿破仑登基之日。将革命的理想结局寄望于个别领袖的人格，这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而权力一到极致，欲望也如出笼的猛虎，国家政治永远走不上合理或正确的轨道；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才是最核心的，因为这才是超越阶级党派，真正攸关国运与民族命运的兴衰存亡。就历史的成本和变革的稳妥而言，法国人民走对了路。在再一次选择人民的幸运与不幸的关键时刻，果敢地抵御和放弃了暴力血腥的轮回覆辙，拫据本国的实际国情，在深刻反思与和解包容中修正了法兰西未来的政治道路。逐渐建立起一种以民族感情与共通同情心为基础的、互利互不暴力伤害的、民主社群多元共存的、不走极端的和平理性的对话与法理机制，推动法国政治和社会走上了秩序、规范、法制的轨道。（我没有记错的话，2000多年前中国的伯夷、叔齐就说过：“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包括在1879年，第三共和国政府将巴黎公社宣布为法国国歌的《自由的赞歌--马赛曲》，以这是法国大革命之歌为法律和政治依据，重新核定为法国国歌。1880年宣布大赦政治犯，落实言论自由。1889年，政府利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庆典之际，进一步完成对巴黎公社所有参与者的大赦和安抚，欢迎公社成员和支持者参加议会选举。一些巴黎公社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当选为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国会参议员。1905年1月9日，巴黎公社著名女领导人露易丝•米歇尔逝世于马赛。她的遗体被允许送回巴黎，当局没有阻挡并协助巴黎民众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她被关在监獄时，大文豪雨果就写下《更雄伟的女性》一诗，赞颂她是“一位忘我济人的天使”、“从一颗伟大的心灵深处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并设法营救。这位美丽坚强的女性发出的“一切权力都具有腐蚀性”的醒世名言，至今，仍然深具现实政治意义。1893年，协助幸存下来的巴黎公社社员集资买下这块血地，1908年5月21日，该墙上被允许镶嵌图中所现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写着三行烫金法文：
　　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 28 MAI 1871

　　至此，巴黎公社死难者有了明确的公开祭所，社会郁积的厚重情绪找到了释放之地。由幸存的“公社人”和他们的亲属、朋友悄悄组成的“巴黎公社之友”协会，此时也被允许公开活动，至今十分活跃，现在有2500余名会员，其中包括约150名外国会员，每年举办公社纪念日活动。过去，巴黎公社运动一直被法国官方教育系统严重边缘化，但历史毕竟是任何人无法掩盖的，现在，作为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被列入相关教材资料。1999年，巴黎著名的公立奥赛美术博物馆，展出了搜集到的巴黎公社艺术家们的优秀画作和当时拍摄的公社运动的照片，并拨出三十万法郎的预算，支持《巴黎公社》电影的摄制。2000年4月19日，巴黎市政府以“纪念法国近代史上这一著名事件”为由，正式将市区南部一处当年保卫战最激烈的街道交会地，命名为“巴黎公社广场”，命名仪式上，时任巴黎市长的蒂贝里和文化部长杜蓬等右翼政界人士和左翼政治人物、死难者遗属与当年军政人物的后代们共同出席揭幕。2005年，是露易丝•米歇尔逝世的100周年，法国政府宣告为“路易丝·米歇尔年”。去年，是巴黎公社诞生140周年，巴黎市政厅广场举行大型的“巴黎公社节”，有60多个组织数千人前往“公社社员墙”献花致敬。一法国女士回忆：“这里一时浸沉于花海，泛起的红潮潋滟墓地，呈现罕见的奇景！”

　　拿破仑一世于1803年出钱买下这块占地44公顷的公墓土地后，根据契约曾宣布过一个法令，公墓不得拒绝任何要求来此安葬的人。有趣的是，巴黎公社的死敌阿道夫·梯也尔于1877年9月3日得脑溢血死后，竟和《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巴黎公社革命家兼歌手、《樱桃时节》（相当于巴黎公社之歌）的作者克莱芒，包括后来的法共领导人加香、多列士、杜克洛等一起葬于此公墓内，而且相距不远，真是满地残红，几许悲凉。奈何世间无常，冤家对头相逢，只要不再使人间流血，亡灵之间大可继续争个我是你非嘛；或许，也可以展开漫长与激烈的谈判，反正没有时间的限制。对这，我不得不佩服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幽默和智窍。安葬在这里的还有巴尔扎克、莫里哀、拉封丹、肖邦、比才、王尔德、海涅、圣西门、普罗斯特、柯罗、德拉克洛瓦、邓肯等一批耳熟能详的世界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

　　叁

　　由于过去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对立，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某些西方学者有意贬低巴黎公社运动只是欧洲激进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另一些人又完全否定巴黎公社运动受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思潮的影响。我极不认同这些肤浅的偏见，何为普世价值？根据维基百科的表述，就是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就是作为人享有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不涉左翼、右翼的政治立场和各种真假主义，与官方的诠释更加无关。我只是从一个艺术家独立的人文视角看到，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彰显了人类技术文明的巨大成就，也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危险的处境。从路易王朝到拿破仑的雄心勃勃至腐败堕落的帝国兴亡史，欧洲的国王或皇帝们，还有那些刚刚登上权力宝座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层层搜刮剥削，纷纷把所有权力和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时，又发动侵略战争，四处征战，劳民伤财，广大劳苦大众日子更加艰难。而皇室成员和资产阶级又是惊人的奢侈腐败，骄泰挥霍。表面的华丽盛世下，人民的怨恨却像锅中滚开的沸水。正如普列汉诺夫描述的那样:“路易十五一点也不放弃专制制度的要求,只是想到自己的享乐。环绕在他周围的贵族侍从，极大多数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的时代是不知餍足地寻欢作乐的时代,是生活荒淫放荡的时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把国家推向灾难的边缘，各阶层的不满使欧洲大陆到处都像布满了干柴，一点即燃。人对正义的追求是无有止境的，只要有新的生命，社会改革必然前行。这次起义不管是一次悲剧性的失败，还是一场未遂的革命，我认为它的本质性意义是敲响了黎明前的钟声，把人类一种新的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当年，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堂堂阵列，浩然正气，以震慑世界的力量，第一次骄傲地举起了自己的旗帜，向一切奉行暴政压迫的极权专制主义宣示：“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从此，这个史诗般的伟大宣示就作为“普世价值”载入到了人类进程之中，也跳出了改朝換代只成就皇帝轮流做的窠臼，历史的轨迹，不再全由权杖组成。他们追求社会公平秩序的改革意向，他们生死与之的一切，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演变，已经升华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神坛祭台，具体的说，激发全世界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和各个当政者对人类政治文明去进行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巴黎公社运动所揭橥的严酷的社会实情告诉人们“无权者之权力”的沉重：那里有对人民的压迫，那里就有人民的反抗，正义无处不在，所有的权力人物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从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认识到，政治不共和，人民不自由，宪政不彰显，人权不至上，国家必衰，政治必衰，人心必散，社会必乱。因而主动去拟定出各项缓和社会矛盾、支撑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方针。推进无论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式的民主宪政，都已相当程度上通过以人为本、自由法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制度化规范。客观上，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修正自己的策略，不断加强认同人权、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普世意义，同时，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及演进，为西方大国近代主流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人文能量和社会稳定基础。今天，可以宽慰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巴黎公社运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肆

　　雨果不只一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个人之上是群体，群体之上是民族，民族之上是人类。”不管哲学与艺术流派的学术分歧有多大，法国最卓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在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中，以其进步思想和作品启迪民众的心智。在法兰西社会最艰难的时刻，超越左右激进主义；面对腐朽和冷寂的人性孽愆，召唤人类文明良知，昭示卑微后面的尊严。以理性、法治、人本的普罗米修斯之火，破除魔障，唤醒人们正视现实，又要把目光投向未来的希望，告诉人们生命的基础是如何与他人一道自由地共存于这个世界，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上的导引作用。身前因辛辣讽刺路易王朝封建专制主义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遭受百般诬谤攻击的伏尔泰，他的名字至今仍是世界上一切不愿战争、反抗压迫、倡导和平改良、捍卫民主自由的人们的崇敬对象。我认为，这类先贤们的智慧和精神仍然在帮助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人类，去不断地战胜使人沉沦的人性弱点，从而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的体质。为了表达对这位“法兰西思想之王”、“封建专制主义的宿敌”、“欧洲的良心”的敬爱与崇拜，当天下午，我又一次去到巴黎先贤祠，向他的灵柩和雕像躹下深深的三躹躬。他的精神鼓励着我坚守自己的体证，观察，思考，表达，又直陈裁断地使我清醒：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内心黒暗和通向彼岸的自觉动力，其艺术将一无可取。特别是与他的遗体不到半尺的最近距离，我的手深情地抚摸他深红的棺木，“他的灵柩投射着大深渊最初的微光”（雨果语），我的灵魂与他的灵魂是那样的亲近，我的心扉似乎感受到其亲吻过的睽违已久的伟大启示。先贤大哲的思想的灵光，使我颖悟到艺术命运中的我并非个人的我；任何物性的东西都会随时间而腐朽湮灭，只有升华为文化之魂的精神，将穿越岁月的黑暗丛林，与光明永存；我感觉在我的生命中一直有某种神性的引领，令我必须要以献祭者的情怀，努力使自己的艺术升华为飞越宿命死地绝境的自由灵性之光。并以此来回答：“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麽？”

　　伍
　　阅尽世界悲欢和历史沧桑，铁血锋芒的风云惊悚世人。而使命意蕴又让我们这一代正好踩在历史的脉搏之上。圣经箴言里有一句话：“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耻。”对现实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有时，艺术家可以在边缘，用敏锐的眼光看过去会看得更清楚。人文艺术家的敏感直觉和苦涩反思的情怀，使我看到华夏大地盛装凯旋表象下的忧患阴霾。社会进步需要效用性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良性统一，并以人文精神张显的文化高度为指标。看看：伟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最基本的心灵动力今天何在？5000年中华文明不朽精神价值生气勃勃的自觉的历史承传今天何在？又有多少人懂得并在追求崇高生命美学范畴的意义？俄国大作家契可夫断言：“人必须有信仰，至少必须追求信仰，不然，生活将一片空虚。”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迷失在理想与欲望之中，将欲望的东西当作理想，这是因为它们有时实在太近，近到只有一线之隔，或者说欲望是感性的，而理想是理性的。”魔鬼的微笑有时比上帝的庄严更具诱惑力，理想与生活的错位让人变得麻木，不明白生命的归宿何在，在焦虑、烦躁和物欲化中当然找不到心灵的绿洲，肉身的生命变成了只是腐烂的物性生存。孔子感叹地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我们应该谅解一般社会民众对于权力与金钱的追求是在寻求一种自我身份与生活安稳的保障。莫言也直言：“若没有身份地位，我生病不起。”像孔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者毕竟是极少数。但正如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现代主义创始人波特莱尔所警告：“假如艺术家使公众愚蠢，公众反过来也使他愚蠢。他们是两个相关的项，彼此以同等的力量相互影响。”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对担负社会管理的政治家，有责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社会，思想朝霞的凋残，必然导致精神的废墟，物质文明再先进、再图强，也是物性的。如果没有富有进步意义的人文思想之内核，如果没有虔诚信仰的禁忌与道德自律，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也可变为轻薄无聊的“叫兽”，卑琐奸黠，闻腥逐臭。当下，世风跌落，鸹噪蛙鸣，道术为天下裂慨久，四顾寂寥，一群群被锁在迷雾里的空心人，不知自己将往何处去。我们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污染了土地、河流，海洋和空气。消费社会的赤裸贪婪消融人格于其翼下，一些污吏以权谋私，对国家资源和社会公共财富进行无耻的谋夺和挥霍，加上资本主义早期弊端在中国工商企业界的某种恶性爆发，都导致社会伦理责任、道义承担的严重缺失，嬗递演变为世俗的物质迷狂。而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不稳定因素正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一些社会系统性制度障碍亟待解决。 

　　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应该背负着文化、思想的启蒙，伟大的艺术高踞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同时，我丝毫不反对文化民族主义（我反对的是夜郎自大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再者，“文乃文化修养，人乃人品道德，画乃绘画技能。”三者不可缺一。有必要指出，中国向来不缺好画家，但有的倚仗美协、美院、画院官员光环的二流画匠，以衙门中人自居，俨然是国家行政机关有权有势的文化分支，一副美术界官僚老大的坏习气，（一些协会其实是计划经济和国家全能时代的典型产物，在未来的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中势必趁向更符合文化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忙于利用纳税人的钱与国家公共资源办个展、个人炒作、走穴捞钱；一方面斤斤计较待遇、计较头衔、计较画价，计较坐位排名，计较出国访问的次数；一方面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排斥异己。而其所谓绘画艺术，只是没有学养支撑的浅层次表达，至今未超出对赝品和范本的仿制。艺术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个性化、独创性。技艺上没有千锤百炼的苦行，精神上缺乏纵深，文化上贫血苍白，根本无力进入人类的心灵，无力丰富中国画语汇的表现力和审美内涵，如“好比养了一群鸡，不下蛋。”（吴冠中语）更可悲的是在腐朽恶俗的“潜规则”下，官本位等级分明，层层叠叠，制造出一条条隐形贪婪的利益链条，败坏风气。极个别的权力既得利益者并且日趋堕落成为阻碍体制改革、改良举措的绊脚石。而在社会，时代变格的检验与淘汰中，想守住旧时落后的一套，毕竟是守不住的。    

　　艺术创新上，面对种种困惑，我极力主张应该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看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它的精华，它的糟粕，它的复兴。从而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因意识形态、因固有现实利益而产生的二元人为对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西方建立了共赢关系而取得成效的。我努力倡导“不复古而鉴古，不西化而学西”的文化理念，探索博采古今中外之长，以综合兼容的文化创新意识，去创造体现进步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21世纪中国的艺术新貌。尽管真话不是人人都喜欢听，尽管犯忌惹腥，我也要揭去千般虚饰，万种铅华，不回避这样的思维定势：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追求真理，甚至慷慨悲歌，舍生取义，这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精彩的一脉所在。艺术创作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精神产物，它不可能脱离开特定时代与社会背景以及历史意识。毋庸置疑，一个看不到苦难的人，爱也没有学成，一个匱缺疼痛感、批判性、独立精神与思考深度，不关注身边黑暗、不批判黑暗（包括自己内心的黑暗）的艺术家不可能是第一流的艺术家，正是这一点，将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与其他“艺人”“画匠”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对人性、人类基本道德价值的态度，反映出艺术家作品的精神境界，连带影响着审美价值的高低差异。真正的大家大师怎可缺乏人文关怀和没有忧患意识？肆无忌惮、毫无底线、胡说八道的满口权贵八股语言者，只能更适合去做精神坎陷中的艺术奴才、文化侫臣，画界痞氓；我无意贬低那些教授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者身份，不管是留学的还是国产的，事实是当今许多学院精英越来越注重个人利益，与现实问题及矛盾渐行渐远，教育市场化、人际市井化、人格市侩化，早已饱受诟病。文化艺术、学术思想界却“文人无行，于斯为甚”，虚假的热情、空洞的赞辞，常以让人惊愕的狎昵讨巧和无耻的谄媚吟唱出现在印堂之上。多见酒色财气、醉生梦死中的功名汲汲之辈与一廂情愿的明日黃花，陈旧重复的语言、技巧游戏中，他们的艺术里看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时代渐行渐远的艺术语言不管如何精湛，只能走向艺术精神的式微；相当一部分头衔声名很大的文化人、艺术评论家、理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和缺乏开阔的中外知识视野，把西方早已过时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模仿与无厘头的叛逆吹得天花乱坠。对西方先进国家文化的考察学习，也往往只重器物形式的拿来，而有意无意忽略其内在价值和理念。再者，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或者精神境界的局促狭小，根本明白不了真正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对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意义。不懂得理解传统，包容创新，是迎来中华文化艺术辉煌的基本起点；对理性思辩、逻辑与真理的追寻，更是杂乱无章，迷迷糊糊，够不上提炼的层次。有的画家畅言，中国画家的成功要“内靠官僚，外靠奸商”，半醉半醒，红尘滚滚。投机钻营、惟利是图反映了学术腐败积重难返，重建知识分子的信誉迫在眉睫。一些让政绩欲望冲昏权力头脑的地方政府竟然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戲”的荒唐口号，把文化变成了谋取实利的工具，贱薄无知还洋洋自得，真是愧对5000年中华文化例祖例宗的不孝子孙！庸人高歌，吹拉弹唱，八股空论滔滔，颂辞甜熟趋时。吴敬梓如写《儒林外史》续篇，肯定精彩过前著。呵，呵，我们能指望这样的学术生态、这样的人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精神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灵魂吗？极乏灵性焕发的现实里，看不见思想巨子、文化巨子在夜空中像星星般的出现。根本无法将历史、人格、思想、传统、文化、宗教融炉而铸。我不得不忧心重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去作出精神上的诊断：我们的文化前路和艺术途径，正面临艰难困境中的精神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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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离娄上》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孙中山先生一再指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是要人人有好人格。”（《孙中山全集》第8卷）当代人越来越缺乏心灵世界，一种新的精神与文明的尺度难以寻觅，精明诡诈的反价值人生哲学却被重用，畅行赤裸裸的利益搏杀，过度的自私和盘剝甚至成为教导下一代的标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张三丰说：“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弟子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玩世不恭，人文理想荒凉的年代，萧墙祸乱起于众昏无知。百年前，我们把国家腐败落后的责任曾经推给西洋各国，在国内掀起排外浪潮，让义和团把北京繁华商业街烧成一片废墟，理由是这些商店都卖外国货。而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仍然是往往自己先乱，好像没有太大的长进。思想懒惰、思想漠然中，焦虑和骚动发烧，智者眼中不堪回首的怪事蠢事荒唐事，为什么总和我们民众如影随行？难道数代人的牺牲換来的只是半梦半醒？多少真诚的愿望和美丽的梦想，成为一次次心酸的浪漫。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贵创、博证、致用，批判宋明理学主张的“三纲五常”、保守僵化，一直到辛亥民主共和，宋教仁等也欲以新思想力阻刘邦和项羽、朱元璋和陈友谅那样的封建历史重演。然而，袁世凯恢复帝制败亡后，军阀混战，天下为公→替天行道→抢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风云变异中，对自由两字的认识仅仅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理念，国人大多只视其为生存之道的谋求，并无有关存在的本质性思考。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儒法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系，“五四”诸子虽然萌生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但文化的历史阶段性裂变中，对自由的内涵和怎样成为自由的主人，来不及弄清来龙去脉、更来不及普众，就被席卷而来革命狂飚吞噬而去。而后，绝对系统话语的强硬主宰，自由两字已被专利注冊，社会意识上的盲点仍是大面积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也不了解人类的自由是从血泊中走出，来之不易，人类的自由也意味着人类个人良知的责任。面对中国文化命运深层的浑浊和蹒跚，我深感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趁这次到巴黎参加“卢梭与艺术作品展”相关学术活动和进行人文·艺术之旅的机会，满怀深深的敬意和担负一份对自己祖国难以卸却的远想思虑，来瞻仰这一方烈士鮮血浸泡过的土地，追寻历史深处轰隆隆回声中的微危叵测，献上一位远来的中国女知识分子的一瓣心香，并在此反躬自省自己的人生，叩问生命与艺术的意义，思考一个中国人文艺术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承载起社会使命、哲学深度、历史思考、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觉醒的探索精神，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发出独特的心声。要为减少这个时代的心灵黑暗发一份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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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崇高气场行走中的求索，感性中包含着莫大的理性，我的思维变得活跃。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重要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结论中说：“他（马克思）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的深入，而不是民主的敌人。他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模型基于艺术自由表达的理念之上。”巴黎公社高举的“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恩格斯语）、将权力置于人民群众有效监督之下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使我更加坚定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之民本论的政治天命观，以及坚守文明进化的信念，坚守理性文明的疆界，坚守人道主义的立场。关于巴黎公社的逝者，法国女作家塞沃丽娜写道：“这些人曾经掌握首都、国库、银行存款、城市基金和私人保险柜。他们不仅没敢要求动用任何公款，而且手头一无所剩……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暮年抽烟的零钱！”读着，渐渐地，震撼袭来：人类如果丧失了对伟大与崇高的内心需要，政治和艺术也就丧失了值得人们珍视的价值，政治家和艺术家的生命同时也会变得十分猥琐与毫无意义，它们所属的民族也将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民族！眼前这段矮矮的灰砖墙，承载着无数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的追求，承载着无数勇者的鲜血和忠魂。同时，它已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实体之不朽象征。虽然饱经日晒、雨淋、风蚀，但风骨依然如昔。它没有任何艺文的修绘，没有装饰黄金百合花，也没有玉石雕绘，像公社烈士们身前一样简朴清贫，体现着那些社会公仆的高尚人格，这恰恰是世世代代民众衷心崇仰、肃然敬慕的所在。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他们所创造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也是永存和普世的！
　　所谓政府的善治，首先在治理官吏。作为当官的，理想的破灭是行尸走肉的开始。海南一位头顶多个“杰出青年”“优秀共产党员”耀眼光环的80后清华硕士毕业生，在升任副局长不到两年，竟贪污受贿1600多万元人民币，在　　2012年被判无期。2011年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开刊发了《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日光下看到的真实触目惊心，让真正的爱国者心惊肉跳！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改革。“权为民所赋”。公权力的行使如果不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不是以维护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良性运作为目的，而是让一些权贵利益集团借以公权力去压制人民，包括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把天下公器、公共资源打上个人印记，谋取非公义的利益，颠覆这种“伪公权力”的地火就会燃起巨大的民变和社会大动荡。而巴黎公社创建的领导制度最鲜明的特色是:坚持“干部是对社会负责的公仆”的准则，其“公仆特色”启发了后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理念，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政治文明。在此，我也要建议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有机会来到巴黎这个世界大都市的一些中国官员（当然也包括文化官员和美术官员），在逛卢浮宫、凡尔赛宫、圣母院和香榭丽舍大道之余，是否可以静下浮躁的心，抽片刻时间来到这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寄宿着无数先辈英魂的祖宗源头的神圣之地，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下这本厚重的亮丽高洁的精神光谱，同时，认认真真地反省思考一下：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自己做人的人格精神可在？执政为民的理想可在？责任可在？道义可在？甚至想一想，是否需要为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和灵魂的救赎，作出某种深深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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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巴黎公社这场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法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风云际会的特定历史时刻，自发进行的革命运动本身之缺陷、之不足、之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以此衍生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已有无穷尽的阐说和无休止的争论。我只想说的是历史不能假设，但警预着未来的可能性存在，包括借鉴性的存在。世界是多样的，各个国家的国情是多样的，向着什么方向推进民族和人类完善的范畴，也有多样的选择，不同社会形式、不同文明类型、不同价值观并存的多元国际体系，都有其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些民主法制制度已从巴黎公社的某些原则里得到了宝贵借鉴。我们也不会忘记，封建极权主义反人类的辜辟戾辠，罄竹难书，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叠带血的文字。（在封建皇帝眼中，这类御用文人如清弘历所说：“不过一娼优也！”）1535年7月，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以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的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因为挑战皇权，宣扬公民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思想，被英王亨利八世判处死刑。当时的西方封建权贵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仇视可以从这份历史上最邪恶的判决书里看到：“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沒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会感到轻松。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一些西方国家还推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灭绝。……人类向自由、公平、正义迈进的每一步，都洒满了奋斗和牺牲的血泪，遗骸千万万，只是无言。然而，思想者尽可以被投进监狱，被处以酷刑，但无法囚禁和处死思想的精灵，她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今天，包括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明确而庄严地宣布：“蔑视人权或者人的尊严，乃是一切政治罪恶和腐化的根源”（前言），“一切人都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的权利。”(第一条) 我坚定地认为：这是人类能够共处一个星空之下的心灵基础。

　　从哲学意义上说，一切静滞的事物都会发生腐朽，历史之进程与脉动，一个时代的启幕与奏响，就是不断地思想创新与社会改革中的秩序构建；就是一种文明类型与社会形式的不断更易及重组的艰难过程。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是一个危机深重的时代，需要溯源问脉，固本图新，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的精神洞悉，需要文化思想的原创力。默默注视着眼前这个鲜血凝结而成的纪念碑，作为艺术家的我，记起了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的名句：“我们所企求于未来的是公正，而非复仇。”我想，这段矮矮的灰砖墙，见证先烈们获得了永生的同时，也见证了人类历史的一页在此凝结、在此闪光。一位法国学者自豪地告诉我，现在法国三色国旗的象征，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伏尔泰、卢梭、雨果等先贤们极力主张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而且，这已成为所有法国政治家、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们思想和行为的一把标尺。作为一个有情感、有幻想的画家，我听之心头一热，经纬万端却一顾默默沉思：文化就是命运！人文是社会变革的精神铺垫，科学社会主义和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乃至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难道不应该也包容这些让眼睛湿润、让心灵感动、让血液沸腾的人文主义理念并为之振臂呼唤吗？尽管这个过程在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心理基础的国民性面前，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以坚定的措置，在人类正面价值观上不断地的努力耕耘，并以此为内涵去加強制度与文明的建设，为国家的持久力量发展提供稳定与健康的基础，才能在起伏跌宕、风云变幻中走向历史的破晓，才能不失国家民族大好的发展机遇，才能在尊严、高尚与和平中走向真正的繁荣和强大！

　　大江东去，朝霞满天。幸之，亲爱的祖国，奉上一位中国画家深深的祝福：历史的中轴线上，风云际会，大道如歌，奔向您的命运吧！

　　2012年9月初记于法国人文·艺术之旅

　　【该文选自第3版《为思而在——中国画魂周天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