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15
《中国书画》2004年4月第16期
“你写的这是什么字体？”经常有人这样问我。问我的人，大都是不搞书法却又喜欢书法的人。我很诚恳地回答：“我写隶书。”然而这样的回答却时常遭遇不信任的目光、甚至直截了当的质疑，因为这与他们已有的认知背景形不成对接。于是有好事者出来解围，说这是竹简体，说这是篆隶体等等。这就陷我于更为尴尬的境地——要是强辨呢，似乎有自诩正统羞为旁支之嫌；要是不吭声呢，仍脱不了卖关子的干系。横竖都是难。于是，我首先要交代我写隶书的简单经历。
孩提时曾经做了很多描红的家庭作业，但与隶书无关。第一次接触隶书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家父的字帖中找到两本朵云轩印刷的隶书选字帖，一本是《汉人隶书选字帖》，一本是《唐人隶书选字帖》。两相比较，唐人隶书点划规整且波磔分明，比较容易把握，也比较符合装饰美化的要求，因此就选定了它。可见，我的学隶之途是由实用主义导航启程的，与取法乎上失之交臂。1974年，我由韩天衡先生介绍，敲开了徐伯清先生的皋兰路27号的家门，开始了正式拜师学艺之路。徐先生教学生先从隶书入手以正手脚骨架，次教草书以明笔势连贯，再教楷书奠实点画基础。学书不过一月，徐先生即允我跳过学隶阶段，直接学草学楷。我一边对付着完成每天的楷书作业，一边仍然钟情于隶书。我花大力气找到了各种汉碑字帖，先后临写了《曹全》、《礼器》、《乙瑛》、《张迁》、《史晨》、《石门铭》、《鲜于璜》等等。可能是由于唐人隶书的对照，汉碑中笔画、形态、意象的变化多姿处总是令我激动不已。或许是矫枉过正的缘故，压恶格律化、美术化倾向，成为我隶书审美追求的主要取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更为流便也更为生动的汉代竹木简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来楚生、钱君匋等前辈大家的成功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当代“译本”。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读遍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简帛书资料，包括敦煌、居延、武威、马王堆、银雀山、凤凰山、尹湾村、张家山等出土简帛书，并以碑简相参的方法摸索着前进。到了1997年前后，我对自己的隶书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我试着由汉而秦而战国，于是睡虎地、天水、郝家坪、里耶等出土简牍成为新的关注重点，楚墓出土文字也顺带着作为参考。到了近两年，我终于对秦汉隶书读出了一点真正属于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并为这份体会找到了表达的初步形式。仿佛登上了一个小山包，一边舒坦地俯视周边田野风光，一边又开始寻索继续攀登的路径。由于用力偏颇，我的楷书和草书始终没有与我的隶书左右贯通，齐头并进，它们太被当作另一类字体而滞留在山脚之下。所有的正式任务不得不由隶书一体承担，纵横驰骋左右逢源的全能模式也就成了我未圆的梦。
接下来我要为我写隶书作一点必要的辩护。第一，我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对合理性的反省后发现，最根本性的理由仅仅是我愿意我需要——我的生命方式应该有这样一种补充。在公务员的现实世界里充满着计划、服从、协调、应酬，运作社会机器所必须的集体原则时常蔑视个性到忽略不计的地步。只有到了书法世界，才出现了真正的空间转换。你个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体。你磨练你自己的技法，你宣泄你自己的情感，你追寻你自己的审美理想；你要战胜的只是你自己，你所服务的也只是你自己；你的目光由此从喧嚣的万象中转向内心，助成自己在根本上满足从生命的繁琐中挣脱出来的自由向往。既然我就是自己的主人，为什么我还要自远于“为所欲为”？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隶书是自我救助的工具。第二，我有没有可能写成别样？这是对必然性的审核。答案是否定的，我做不到。面对秦汉人的墨迹，其中自然、纯朴、健康的气息使我抑制不住地激动。秦汉帝国是隶书的天堂，任何一位最普通的秦汉书手都堪称我们的老师。只是两千年的时间隔阻使我们解读古人的极度困难，随着语境的变化，本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变得不再自然了。古人的话语一到我们嘴里就成了拿腔拿调的台词。以至于每有一点小小的发现总令我们欣喜若狂，只是这一点小小的发现或许仍是对古人的曲解。就拿我目前着意追求的稚拙、浑然、厚重来看，谁能说不是对生活现实的缺什么补什么？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历史与现实的叠压，文本整体性与个体承载的极度不相称等等，误就了我“这一个”隶书，要往好里说，也可美其名曰“特色”。所谓“特色”其实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已。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都是一样的。至于说到我的隶书，我不仅关注它在当代书法实践中的差别性，我将更在意它可能达到的艺术标高。只是现在就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太奢侈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