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小山

    今年春节，我在朋友家中看到赵跃鹏几幅写意花鸟作品，大为惊讶。说实话，对于年轻的中国画家群落，我一向关注不多，因为，很长时间以来，除了闹腾和起哄外，除了在市场上博取一些利益外，真正潜心研究和创作的年轻画家太少了，而做出成就的更是少之又少。赵跃鹏的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说明他画中潜藏着感动我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难予以言表。后来，我又陆续看到了赵跃鹏的其它作品，最初的印象逐渐沉淀为一个基本评价，即：赵跃鹏具有很强的叛逆性，他叛逆的矛头是指向当代潮流的。

    据我的经验，画家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缺乏才分，死用功而毫无长进的；二是人很聪明却把聪明用的不是地方，浪费聪明的；三是有天赋，同时也固执己见的。在我的学生时代，曾把徐悲鸿那副对子抄写在墙上：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并不是我故意把自己摆在一个与众人对立的位置上，我只是喜欢自己的观念不受别人侵略。这一点，在赵跃鹏身上也很显著。他画中传达了这样的气息：孤傲、冷僻和奇崛。西方人把人的命运和性格联系起来，中国人则把画品和人品捆扎在一道，如果不是把人品拿来往脸上贴金的话，人品自然是画品的首要基础。然而，有很多让人恶心的家伙非常善于自我吹嘘，鱼目混珠，人品的问题自然变得面目可憎了。我想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科的呼吁：作者死了。其意思是作品是大于作者的。所以，关注画家的作品才是重要的，作品体现了画家最真实的一面。

写意画自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主流，有其历史根源，它的辉煌是有目共睹的，它被滥用不应该视作它本身的罪状。台湾刘国松与我讨论中国画的现状时说，绘画的发展规律是工、写、抽象。我表示反对，我认为绘画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是从单一走向丰富，从封闭走向开放。我对工笔，对写意都不抱成见，它们只是类型不同。回过头说，我之所以被赵跃鹏的画打动，主要原因是，我在他的画中观测到了一种久违的东西，即那种纯正的不放置任何添加剂的气息，它清新和透彻，有一种逼人的纯净。所以，工笔也好，写意也好，类型的不同不是评判高低的标准。当然，就我个人的习惯和爱好而言，我更喜欢赵跃鹏的写意画，因为他的写意画更彻底地表达了他的心境，也更完善地把技巧和品格融为一体。

    古人论画把逸品置为最高，显然是文人理想的形象化投射。文人的最高理想可用大家熟知的那句话概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种理想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在当代，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理想早已失落，越达越自私，越穷越下贱，这样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我觉得指责别人是很容易的，从自身做起才是考验。赵跃鹏的经历却比较特殊，他画画的起点颇高，却花了若干年时间窝在皖南研究明清建筑和家具，若干年后又重新握起画笔。俗话说，一个人的经历是他最大的财富，赵跃鹏尽管不像有的画家起早贪、常年累月在画案前劳作，但从他笔端的功夫看，丝毫没有露拙显嫩之处。恰恰相反，赵跃鹏的素养和经历给了人们一种成熟浑厚的感觉，这一方面依赖于他的才分，一方面与他坚持阅读和思考的习惯有关。我把赵跃鹏的画风归于为飘逸一类，因为他的作品空灵透彻，清气逼人。

    我上学的时候，刘海粟先生对我们说，画格以雄浑博大为第一，飘逸潇洒为第二，状物写实为第三。海粟先生一辈子追求雄浑博大，追求张扬的表现力强的东西，故一反古人论调，不以“逸”为然。实际上，不管是哪种排列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荒唐的。我见过很多假雄浑博大，——粗糙的假大空，假飘逸潇洒，——装摸作样的浅薄，假写实，——令人讨厌的匠气。我认为画家的类型不是追求出来的，而是天然的，必然的。现代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某个环境中，个人的心性是决定他未来走向的基础。否则就不会产生如此复杂的性格和由性格造成的事件。“逸”只是一个说法，并不是评价标准，如果没有众多因素的综合，诸如造型章法，笔墨技巧，对气韵的理解，以及把握画面的能力等等，“逸”便虚无飘渺的代名词。

    我不知道赵跃鹏那个“静寂中的性情中人”的外号来自何处，从他的画里我看到，他有很强的叛逆性。潘天寿称中国画的发展必须保持它的纯粹性，这一点与力推“中西合璧”的林风眠相反。我没有和赵跃鹏谈论过画画问题，但他的画告诉我，他是潘天寿的支持者，当然，他的画法是与潘毫不相干的。赵跃鹏画法的基本脉络来自于“野逸”一路，我指的是他的写意花鸟。赵跃鹏不属于高产画家，他画路较宽，工笔、写意，山水、花鸟、人物，皆有涉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取得的最醒目的成绩是写意花鸟。据我的不浅的阅画经验推断，我看到赵跃鹏作品时，竟然大为惊讶，就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