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洁,号蹴簋堂主,1964年7月生于西安。1989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2000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研究生班。现为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副教授,西安美术学院上海分院院长。
曹玉林,1947年6月生于江苏宿迁。现为安徽省安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振风》杂志副主编。美术评论发表于《美术观察》、《国画家》、《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等多种报刊。著有《董其昌与山水画南北宗》、《王原祁与石涛》等。
曹玉林(以下简称曹):相对而言,在当代新一轮中国画体格转型的过程中,人物画的成绩是最大的,其转型也较为成功。它不仅已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服务于政治功利的素描加笔墨的单一化模式,楔入了艺术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探索,而且在态势上也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其中以总括中西当代艺术之长的高定位,企图不牺牲中国画的水墨特点,通过媒材潜能的开发、媒介特质的实验,对传统语言形式的解构和重构来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强暴,实现对中国画现实情境压力突围的现代水墨运动,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随着时代的进展,现代水墨运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这中间少数更为激进者,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画文化种姓的自我确证,而投身于观念、行为、影像、装置等更具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特征的艺术方式;而大多数人却逐渐走出了西方观念的视野,越来越趋于成熟和理性,在价值取向和美学趣味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归。作为一位当年现代水墨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你曾经创作过《飘浮的云》等一大批现代水墨或曰实验水墨作品。你是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画坛水墨艺术的这种新态势和新变化的?
刘西洁(以下简称刘):如你所说,如今水墨艺术,或换言之,中国水墨绘画的确呈现出了一种空前的多元状态。在这里我之所以不用“中国画”这一称谓,而代之以“中国水墨绘画”,其目的是试图从物质承载方式上还原中国传统绘画的当代视点,使之处于一种非“载道”的意义层面。这与我追求既保持东方水墨艺术的特点,同时又追求兼融其他造型手段的思路是一致的。作为水墨画的独特性毫无疑问在于它的媒质:一是宣纸,二是毛笔,二者相辅相成。宣纸对水墨特别敏感,特别灵透,一笔下去浓淡燥润,层次分明。而毛笔的软性、柔性和弹性合为一体,更加丰富了它在宣纸上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两方面是决定“中国水墨绘画”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水墨运动正是基于对“中国水墨绘画”这一物质基础的深刻认识和真切把握而产生的。我们经常强调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但对话和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换言之,你得有“话”可说,有“东西”可以交流。在视觉文化方面,我们有什么“话”可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流?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就是水墨这种文化形式。这是由文化交流平台的日益国际化和公共化所决定的。就是说,越是在公共的交流平台上,地域性的和民族性的文化价值的开拓越是重要。这里说的“开拓”,指的是将水墨不仅作为一种媒质,更作为一种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当代人的精神理念和生存状态相碰撞,使其转换为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艺术语言,这是水墨艺术的前途所在,也是“中国水墨绘画”得以发展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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