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和潘素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出生贵胄门第，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书画、诗词、戏剧于一身的旷世奇才。

潘素 （1915—1992）原名白琴、潘妃，字慧素，江苏苏州人,苏州望族之后，后流落风尘，张伯驹见之钟情，赠联云：“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代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红袖添香夜读书，张伯驹造就了潘素，也因为潘素，成就了真正的张伯驹。

潘素乃前清著名状元宰相潘世恩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其卖入欢笑场所。直到20岁时与大她18岁的张伯驹相遇相爱并结为眷属。他们在潘素的故乡苏州举行婚礼，虎丘山、拙政园、狮子林留下了二人快乐的身影。他们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从此以慧素为字，以素为名名，而白琴这个原名成为历史。

潘素 菊花图

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潘素。

温柔贤慧是每个女子都应具备的品质，但要做到独立自强却不易，潘素兼而有之。张伯驹慧眼识才女，为她聘请名师，朱德甫教花卉、夏仁虎教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山水，从此潘素专攻金碧青绿山水。毕竟有书香门第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她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经过张伯驹、夏仁虎悉心栽培，内秀开发，作品更有了深度。夏仁虎是夏承焘的父亲、林海音的公公，清代举人，做过御史，诗词名气极大。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其作《山水》，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合作了很多书画，如《新华梦影图》等。潘素所临摹隋展子虔《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被赠予日本天皇。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当年红学家周汝昌请潘素作《黄叶山村入画图》后写道：“潘素女史，张伯驹先生之夫人，画家，专工宋派山水，不但笔下功力深厚，尤擅大幅巨制，稜稜凛凛，气势宏廓，而又富巨丽之景光，精致之法度，无一丝柔弱粗陋鄙俗气息。此在女流，尤称罕见。” 

潘素 菊花图 局部

张伯驹在娶潘之前已有三房妻妾，而在认识潘素后再无风流韵事。张伯驹爱文物胜过爱女人，为了珍贵文物不惜倾家荡产，家人称他是败家子，只有潘素理解支持。买陆机《平复帖》潘素变卖首饰替他凑钱；抗日时期遭汪精卫手下绑架，潘素到处借贷，借得四十万元赎他出来。这种精神的默契是他们相亲相爱一生的基础。

张伯驹曾收藏了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范仲淹《道服赞》，元钱选《山居图卷》等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藏品。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于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1956年，他们将其30年所收藏珍品《游春图》《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黄庭坚草书》等8幅无偿捐给国家。此外捐献的还有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宋赵伯啸《仙峤白云图》、元赵孟頫《千字文》、明唐寅《孟蜀官使图》、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

张伯驹 潘素 王雪涛合作石瘦梅清，上款或为马玉琪

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而潘素则要为北京市国画工厂画书签。那段艰苦的日子在潘素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伯驹曾被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就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没能磨灭掉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潘素最爱的是张伯驹为她的画作《素心兰》填的词：“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曾描述张伯驹：“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张伯驹 行书七言联 上款人马宝山是琉璃厂墨宝斋主人 张伯驹买游春图的中间人，与张友善，张氏有多件嵌字联赠其，此联为其一。

等到1978年平反恢复政策，张伯驹已是位八旬老人，而80岁以后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碌的时候。他频频参加各种戏剧、诗词、书画研讨会，想为他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很长，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心绪不安的老人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刚刚离开人世。

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几乎都在《平复帖》上赚钱获利，惟独张伯驹倒贴了一大笔银子。用传统的品评文人的标准来看，他是集牡丹之宝贵、菊花之隐逸、莲花之君子于一身。张伯驹的一生，比捐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