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天津大连道的一间旧屋中，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正在慢慢打开一幅画作，随着他的手，“石田富春 山图”六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
  《石田富春山图》？男子在记忆中迅速搜索——难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代画家沈周绘制的《富春山居图》摹本？据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这幅长达三丈的画卷，是沈周在原画丢失的情况下，凭借记忆所绘制的，人们称之为 “背临”。凭借着高超的艺术造诣，沈周对原作的模仿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同时也融入了其个人特点，使这幅画与原作一样，成为了古代绘画史上的瑰宝。

【明】沈周 石田富春山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这真的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间旧屋中？原来，这里隶属于天津外贸仓库，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古玩字画通过这里出口海外，为国家换回宝贵的外汇。眼下，这些文物正在接受出口前的最后一道检查，一旦通过文物部门的检验，它们就将被打包装船，远赴重洋。
   此时此刻，掌握这幅画作命运的，是书画鉴定专家刘光启。
   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的时候，刘光启就为生计所迫，在北京琉璃厂书画店当学徒，凭借着多年的努力，他不仅对历代画家的生平和画风了然于胸，对唐诗宋词、画史画论也很有研究，培养出了过人的眼力，在业内被人们称为“刘半尺”，意思是一幅字画，只要在他面前打开半尺，他就能立判真伪。
   也正是凭着多年养成的眼力，刘光启立刻辨认出，眼前的画卷正是沈周背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绘制而成的《石田富春山图》。
   沈周与《富春山居图》的奇缘

   沈周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之间，有一 段奇妙的缘分：《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在79岁高龄时，用了七年时间绘制而成的。 画中描绘了自己当时隐居处富春江两岸的秀丽景色：丘陵起伏、峰回路转，江流沃土、沙町平畴；云烟掩映村舍，水波出没鱼舟；近树苍苍，疏密有致，溪山深远，飞泉倒挂；亭台小桥，各得其所，人物飞禽，生动适度。笔墨技法既包容各家之长，又  自有创造，并以淡淡的赭色作赋彩，这就是黄公望首创的“浅绛法”。整幅画简洁明快，虚实相生，显示出极为高超的艺术水准，被后世誉为“画中之兰亭”。

   画作刚完成，黄公望的好友无用道人细细鉴赏后，便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未来的书 画收藏界，将因此作而风波迭起，甚至会有巧 取豪夺的阴谋，让此画蒙尘。”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番话日后竟一语成谶。明代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辗转流传到了沈周手中。沈周异常兴奋，反复展玩，视为至宝。一次，沈周想请一位朋友为此画做题跋，这位当时的名流把《富春山居图》拿到家中，他的儿子看到后起了 贪心，就擅自把画给藏起来，对沈周则说画被弄丢了。沈周一向宽厚谦和，不喜与人为难，对方又是有背景的人，几番讨要等待无果，也只得作罢。

   不料，一段时间以后，沈周竟意外地在书肆见到了这幅画，大喜过望的他立刻要买下。对方见沈周买画心切，便狮子大开口，开出一个高价。沈周只得回到家中，东挪西借，可当他总算凑足了银两赶回去买画的时候，却被告知这幅画已被其他人出高价买走了。
   意外失去，意外相逢，却又失之交臂。这次经历格外让沈周懊悔不已。朝思暮想下，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凭自己的记忆、尽平生所学，将这幅三丈长的画卷临摹下来，以慰思慕之情。《富春山居图》的摹本《石田富春山图》，就这样问世了。
   不久后，沈周把《石田富春山图》送给了一 位叫樊舜举的友人。此人从此开始留意《富春山 居图》真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他在市场上找到了原作，立刻重金买下，带回家中谨慎收藏。 第二年夏天，沈周受邀到樊家做客，樊舜举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沈周所做摹本一起摆在了他面前。沈周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再次见到珍爱的旧藏，而且是和自己背临的摹本在一起。感慨万千之中，他提笔在画后写下了一段文字，记录自己与《富春山居图》的这段奇妙缘分。
   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的文物鉴定专家
   在历史的传序中，《石田富春山图》也成了价值连城的名作。而今，不知是什么样的机缘， 它竟然来到了刘光启面前。随着画卷的层层展开，刘光启的脸上渐渐露出了微笑：坡岗起伏，景物疏朗，布局开合灵动，用笔方圆兼顾、刚柔并济，这正是沈周特有的笔法。
   几番细细赏鉴后，刘光启已经非常肯定，面前的这幅长卷，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沈周背临的《石田富春山图》。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匮乏，文物保护意识还比较缺 乏。国家经济的发展，急需外汇来购买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以进行工业现代化建设。那个年代中国能供出口的货物大多是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极低，而令当时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是， 在一般人看来并不珍贵的一些书画作品和古旧工艺品，偏偏最受境外客商的青睐，甚至为此会一掷千金。

   文物进出境管理处的前身，是文物鉴定站。天津文物鉴定站成立于1952年，随后广州、上海和北京鉴定站先后成立，每家鉴定站的专业鉴定团队都由四到五位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有的出身于金石世家，有的则是在古玩行业浸淫多年的从业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承担着全国的文物出境审核工作，防止珍贵文物被出口到海外。当时的验扣标准是：乾隆六十年之前的文物一律不允许出口；乾隆六十年之后的、有珍贵历史科学或艺术价值的文物，也不准出口。专家们需要对所有出口工艺品一一过目，首先进行断代，然后对其历史艺术价值进行评估， 将不符合出口条件的挑出来，交回外贸部门统一保存。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广博的知识和对祖国文化的责任心，专家们在日常鉴定工作中，为中国留住了许多的珍贵文物。
   刘光启拿过货物清单，试图在上面罗列着的上千件货物明细中寻找《石田富春山图》几个字，但他只找到了“沈周山水卷”几个字，后面赫然标出卖出价格：3000元。
   那个时候的3000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万了。在物质匮乏、外汇紧缺的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但刘光启却坚决地扣下了这幅画卷—— 验扣标准宁紧勿松，对于珍贵文物，能不出口，尽量不出口。这是鉴定专家们早已达成的共识。
   回到鉴定站后，刘光启兴奋地和同事们说起今天的收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到了围绕着《富春山居图》所产生的一系列历史公案。 而对于沈周的这幅《石田富春山图》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大家的推测是它曾被收藏在天津的徐府。
   这个徐家有什么背景，能得到如此珍贵的传世之作？
   他们说的徐府，就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的府第。徐世昌，晚清进士出身，入过翰林院，文学修养极高，对字画也颇有研究。1922年，在权力斗争中败北后，他辞掉总统职务，回天津静养，从此不问政事，潜心钻研书法绘画，并收藏了大批珍贵字画，用于临摹研究。位于天津租界的第五大道的徐府，一时成了权贵们的云集之地，也成为乱世之中无数文化瑰宝的避风港。
   专家们的猜测最后得到了学者们的印证：《石田富春山图》几个字后面，写着“水竹村人” 四个字，这是徐世昌的号，后面盖着他的印章，画上的题跋可以证明，这幅画确实被徐世昌保存多年。
   几天后，刘光启来到了存放验扣文物的外贸仓库，却发现他亲手扣下的画卷不见了。经多方询问后才得知，就在前一天，北京来人把这幅画调入了故宫博物院。听到这个消息，刘光启放下心来，毕竟在那里，这幅画才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护。
   今天，文物鉴定站针对外贸出口的验扣工作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这些老专家们聚在一起，还会回忆起当年验扣文物的故事。粗粗算来，全国四个文物鉴定站，不到30位文物专家，30年来，从外贸仓库验扣、截留的文物达到上百万件之多。许多他们经手挽救下来的珍贵文物，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