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郎绍君
80年代的浙江美院,既是传统中国画的重镇,又是新潮美术的一大策源地。作为国画系学生的张捷,曾为新潮所激荡,作品参加过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也尝试过用新的手法(如制造肌理解)革新中国画。进入90年代,他的艺术思想变化,回归传统,专意于山水画。他在谈到这一经历时说:“西方美术有其长处,强调视觉效果,冲击力强,有自身的内涵,注重绘画语言本体的探索。但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不能用西方美术的特点简单地套用中国绘画。越研究传统,越意识到中国传统的深厚,是挖掘不尽的。”这种认识,表明了张捷在艺术思想上的成熟。
近百年中国艺术界的重要现象之一,是一批西画家转画中国画,成为改革中国画的先锋和骨干,并造成了广泛影响。但他们大多没有很好的中国画根底,所谓回归实际是拿西画改革中国画——这种改革各具创造性,但这些改革家对中国画传统本身,都浅尝辄止,既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解,也未能很好地把握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我曾说过,他们创造新彩墨画的成就杰出,在推动中国画传统沿着自身的逻辑演进方面则成就有限。但我们常常笼统地把他们的作品奉为“经典”,把沿着中国画自身逻辑革新的中国画简单地视为“保守”——我们还因此而忽视和轻视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对这一现象,我们至今还缺乏深刻反省。
张捷的回归发生在新时期,他追随新潮的时间不长,没有形成思维定势(“新潮”也会形成思维定势),与上述西画家转画中国画的“回归”大不同,这不同首先是认识上的。他肯定传统绘画代代不同,但又“文脉相承”,他把“文脉相承”看作中国画的根本特征,而与先辈们如徐悲鸿、林风眠等只看重早期传统或写实的观念迥然有别。他说:“时代更替给艺术家展示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但他们都把持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一根‘链扣’。“创造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是有的放矢,放一箭的能力谁都有,脱离靶心地乱放一气,与‘射’的游戏规则不吻合,也就无从谈水准两字了。”这些话理论性并不强,但却表明他理解了中国画的本质特征,而不像某些前辈或同辈那样,只能以西方绘画史衡量中国画。2001年张捷出版了《中国写意山水画》一书,试图从“艺术特性”“笔墨技法”“语言形式”“构成要素”“品格特色”“意境表现”六个方面解析写意山水画,他的序文中特别指出:不能在传统“巨人的掌心里翻筋斗”,必须“摄取造化神韵”,给传统注入新的血液,赋予作品以新的人文本质。这样,张捷对传统的认识就完整了:既肯定它的自律性特征,又重视它的创造发展。我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向传统“回归”,早一些比晚一些好,真正的“回归”,必须先解决认识问题。
张捷喜欢宁静淡薄的“古意”境界。他称自己“流连于一种旧式的人文关怀”,怀念“文人雅士的生活”,向往“天人合一的境界”,后者“是我们文明社会的一种需要的渴望。”张捷喜欢古文诗词,尤喜元曲,说元曲“平和、散淡,带有文人散漫的心态”,与他的性格接近。事实上,中国的艺术家一向崇尚自由散淡,而不喜欢铁的纪律。历史学家余英时说:“自由散漫几乎可以概括全部中国人的社会性格,不但文人、士大夫如此,农民也如此。”(《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化意义》)这种性格不利于集体主义的生成,对于艺术未必不是好事。艺术家的“散淡”与农民的散漫是有区别的,它与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生活关联着。至于散曲,其结构与长短句的自由性,更易于舒缓的叙述。近人姚华研究古代戏曲,开以曲题画之先河,张捷的朋友陈平受姚华的影响,能做散曲,更把散曲题画作为常轨。张捷和他们一样,都是借散曲以抒寄现代情怀,或曰“以复古为革新”。今与古,在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一些古典艺术形式和古代思想仍然有生命力。今人仍然阅读屈原、杜甫和莎士比亚,欣赏巴赫与莫扎特,喜欢京剧与芭蕾。传统中国画正属于有生命力的古典艺术,而表现有价值的“古意”,也正是它的所长。现代都市中的乡野情结,现代纷乱中的安详意态,现代世俗中的宗教精神,现代功利中的淡薄胸怀,现代搏击中的退守心境,现代焦虑下的平和宁静等等,其“现代价值”是不言自明的。肯定这样的“古意”,并不意味着否定别样的精神倾向与艺术探索,回到排它性的单一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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