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二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神会。佛说“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这是一种静界、一种机缘,是人平淡看世界、看人生的心境。参透这些,世界便如拈指尖了。薛安惠拈笔做丹青,纸上有花——牡丹,胸中有丘壑——山水。牡丹也罢,山水也罢,都是他悟世的缘介。所谓万法因缘生。这世间万物的因果说,都脱不开一个“缘”在。有缘者知大象,论万千。无缘则无识,何谈因果?正如佛祖拈花,迦叶神会,二者有缘也。薛安惠之与丹青、与牡丹大约也是在这一可以神会的“缘”中吧。
事实上,三十岁之前,薛安惠根本没想到自己会与丹青结缘。对中国水墨也仅仅停留在喜欢上。只是厂里一次书法表演突然触动了他,让他一下子领悟到原来在盈尺纸端居然也有一片可以逗留的广阔天地,之后便一头扎了进去。三十岁从艺不可谓不勇。尤其是对于需要长期积淀和濡浸的书画艺术,如果仅仅是喜好,那根本是无法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的。薛安惠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研习当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两三点才睡。
薛安惠认为书画必须深入生活,这是非常关键的地方。他在教授弟子的过程中,发现西洋技法中的素描写生对中国水墨工笔也有极大的帮助,在写意里加入写生,可以令中国水墨具有很好的立体感,且明暗突出、凹凸有致。这对画牡丹尤其重要。在薛安惠的绘画里,牡丹形态刚傲、贵而不孤、艳而不媚,或意态俨然或灵韵空幽。且枝叶气韵流畅似有动静,蝶伴其间或如风滞。画面空间把握上轻重恰好,有着非常和谐的结构感。同时,薛安惠注重气场的营造,在他的山水里时时有一种经风临雨的紧迫感、不屈感,且云涌涛怒、山严林穆,气势宏大起伏、跌宕如惊,恣肆意味或凌其上。这抑或也是他性格的写照。事实上,薛安惠的确是这样,他的性格刚直、豪爽,认定的事情一定会做下去。再有就是他注重入画事物在生活中的常态,细致观察那些微妙的变化,正是如此,在他的世界里有了叶的蜷曲,枝的韧劲,花的千般情态,笔力雄厚、自然。大自然的变幻与鬼斧神工如颤心叶般投影到了他的脑海里,终成他笔端游走的神思。
但是,相比于牡丹,山水并非薛安惠的重心,薛安惠认为一个书画家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走到现实中去,领略自然的神与势,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来。但他自己无法经常出去,所以并不把山水当作重心。他着重于牡丹,对牡丹的各个时候的生长细节,比如枝叶的位置、风吹时的状态、光线的变化都有所把握后,才落笔。这样的牡丹生动、自然,意趣横生,让人仿佛身处其境,如闻暗香。
对于书画必须深入生活之说,薛安惠把其归结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源于禅宗“见性”学说和天台“实相”学说之要义,是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命题。所谓造化,不离心源,不在心源;所谓心源,不离造化,不在造化。造化即心源,心源即造化。脱心源而谈造化,造化只是纯然外在之色相;以心源融造化,造化则是心源之实相,即造化,即心源,即实相。而这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核心思想,强调妙悟。只有妙悟实相从而得到心源才有画境。
在山水上,他也经常汲取诸如黄润华、李可染、等人的作品中的神髓,借以充实自己的风骨。
缘:妙悟动逸
除了绘画,薛安惠还广泛游弋于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他喜欢吹萨克斯。这种音色美妙变化,深沉而平静, 富有感情,轻柔而忧伤,好像回声中的回声、在寂静无声的时刻,没有任何别的乐器能发出这种奇妙的声响令薛安惠注意到了画面的韵律感。书画作为作者内心的写照往往描绘的是作者的心象。反映着作者的情志与修养,与作者的内息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与音乐有着极为类似的地方。薛安惠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开始在画面上用音乐的高潮低谷来表达,这样就使得他的作品更具有动逸的神采,尤其是在山水方面更为明显。舞蹈本身就是具象的音乐,把舞蹈的动作规矩应用于线条的使用上,也是薛安惠从音乐里化来的感悟。古有公孙大娘舞剑,从而得到了张旭狂草的面世,张草与薛画对艺术的领悟并无二样。这也或是薛安惠“妙悟”之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