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价值1万元的自制“金缕玉衣”，经几位顶级专家鉴定估价24亿元。持有者借此从北京建行5家支行骗取贷款6.6亿余元。事件一出，各界一片哗然，而事件暴露出的国内艺术品质押漏洞令人反思。

 

　　专家个人鉴定无责任追究

 

　　“金缕玉衣”事件涉及造假、鉴定、骗贷三个环节。原北京燕山华尔森实业集团法人谢根荣将自己保存的玉片交给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主任牛福忠，由其串成玉衣，牛福忠自称“并不值多少钱”，圈内人给这种仿制玉衣作价不过1万元/件。之后牛福忠找到包括王文祥(中国收藏家协会原秘书长)、杨伯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富绪(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原主任教授)在内的5位专家，专家对“金缕玉衣”写出文字说明，称其估值为24亿元。这份文字说明成为谢根荣向银行申请质押贷款的凭证。

　　北京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吕随启表示，银行信贷部门在处理质押贷款时，对质押物的审核是有规可循的。“如果是一般抵押物，银行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其变现能力和流动性进行评估分析，或者与担保公司达成贷款担保协议，必须确保抵押物变现后能够冲抵贷款坏账风险。文物艺术品抵押对于银行来说风险更大。一般银行会委托专业的艺术品鉴定评估机构为其鉴定，但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程序，正规鉴定机构盖章之前会反复考量法律风险，并不是几个专家签个文字说明就能成行的。”吕随启表示。对此，律师胡玉增也表示，虽然目前社会上请专家做鉴定出报告的情况很多，但从法律角度看，专家以个人名义出具的鉴定结果不具法律依据，不能够成为独立第三方鉴定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随便出鉴定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艺术品第三方评估没有资质要求

 

　　“目前我国的文物鉴定领域并不涉及金融艺术产品的鉴定标准，而文物鉴定和艺术品抵押贷款又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各有适用标准。而从本次事件看，银行开展了艺术品抵押贷款业务，但自身对此项业务的风险控制能力非常差。”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瑞表示。他同时表示，要实现艺术品的金融功能只能是完善银行的内控机制，因为不能确保所有专家的眼力百分百正确。

　　“由于监管层鼓励银行扩大质押贷款方式，因此艺术品抵押也是银行扩展业务范围的一种方式，但如果抵押人明知抵押物是假货，还做抵押贷款，其行为涉嫌诈骗。”对于此次事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这样表示。但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由于目前金融市场中缺少有资质的艺术品抵押第三方评估机构，因此银行很难绕过贷款风险控制上的怪圈。

　　据了解，银行对第三方鉴定机构目前没有明确的资质要求。在北京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李宗扬看来，鉴定界“早就乱套了”。“文物鉴定界的‘假’有另一重含义，不懂装懂也可以称之为‘假’。文物机构里行政的、写书的也跑出来鉴定了。”他同时表示，当下鉴定普遍相信科学仪器，这不可靠，科学仪器的鉴定最后结论往往是“和某某年代特征符合较好”、“比较符合”之类的，也没有断定终究是哪朝哪代，鉴定的特殊性决定了混乱的市场。

 

　　银行对艺术品贷款过于“早熟”

 

　　“越是研究风险控制的人，越有办法躲开监管。”对于“金缕玉衣”事件，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撇开鉴定环节，银行内部人士与抵押方“内外勾结”的问题已经到了需要正视的程度。“圈里曾经有人把几千套图书抵押给银行，同样贷了几亿元。我感觉国内银行在艺术品贷款方面过于‘早熟’，给文物艺术品定价这件事，为什么要找故宫?故宫里的专家们是学院派，他们不懂价位，只是看的东西多。让这些人给你一个评估价本身就很可笑。”对此，拍卖师季涛表示。

　　“我们知道有风险，所以不做这项业务。但有的银行就做，而且做的很大。”对此，某股份制银行信贷部门人士这样告知记者。据他介绍，他所在的银行虽然艺术品抵押贷款业务理论上可以操作，但抵押贷款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信贷员本身承受。

　　“我的原则是不做有价无市的东西，风险太大。如果我有这个鉴定，最后客户违约我无法变现抵押品，我需要自己消化违约风险，个人收入和待遇也将一落千丈。”该人士表示。而在一些典当行业人士看来，银行表面风控严格，实际还是有漏洞。“我们不做文物，艺术品做的也少。即使做，也不将它所处时代与市价进行挂钩。”对此，一家典当行的业务人员表示。

 

　　对话当事人

 

　　北京商报(以下简称“商报”)：“金缕玉衣”事件一出，外界对您在内的几位鉴定专家有着各种声音。您对此作何解释?

 

　　杨伯达：我本人和“金缕玉衣”收藏家本人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并非这件事的召集人，也并非鉴定委员会的代表，只是应朋友之邀参加了一个“小聚会”。王文祥是当时的召集人，当时他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的秘书长，我们有多年的交情。至于看的过程，没有打开柜子，也没有上手，只是围着柜子走了一圈。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这样的私人收藏鉴定不过是走过场，完全不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工作方式。

 

　　商报：在鉴定现场，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杨伯达：其实藏家并不希望我们看得清楚，并不希望我们提出真正的意见。藏家希望的就是请来看看，看过了、通过了也就行了。我们没有必要较真儿，告诉他实话，说他的东西不对，交情可能就没了。除了组织者王文祥外，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个人，两个地质矿物专家，两个博物馆专家。从鉴定者本身来看，私人藏家的聚会参加起来颇感无奈，真的推却不掉也只好随大流了。因此没有按照鉴定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那般严谨地做所谓的鉴定，如果按照规程走，则聚会只会有一个结局，也就谈崩了。

 

　　商报：24亿元的估价是怎么确定出来的?

 

　　杨伯达：估计也就是王文祥和藏家商定的。博物馆搞鉴定是纯学术上的，完全不讲经济利益，对于东西究竟能卖多少钱，在专职做鉴定的人眼里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因此对于藏家提出的24亿元，大家都觉得一来没有争辩的必要，二来我们远离市场、远离经济也没有争辩的基础，觉得24亿元有点离谱，但也没有办法考评。故宫本职的鉴定就是用来做展览和出版研究成果，是不会涉及到商业行为的。鉴定不好做，说假话，有违自己身上的公信力，说真话，则朋友交情就毁于一旦。两全之法就是“封门”不再为私人藏家鉴定，我也曾“封门”多年。

 

　　商报：当下鉴定市场混乱，您认为病根在哪儿?

 

　　杨伯达：目前的鉴定市场大部分都是花架子。文物鉴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大多都是延续着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并需要在行业里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磨练，才能具有火眼金睛的功力。鉴定的专家绝对不是专门为鉴定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工作中保管文物和利用文物的过程中，具备深入的文物知识，这样无论作为常识还是工作手段，自然会做鉴定了。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从工作中磨练，才有可能具备可靠的鉴定能力。

作者：崔吕萍、姜琳琳、焦剑

来源：《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