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何映宇

　　开了50多分钟的车，总算到了宋庄方力钧的工作室。

　　铁门一开，里面是几进的普通院子，清水混凝土的墙面，毫无奢华之气，和方力钧当天本人穿的黑色破旧T恤一样，一个词：朴素。

　　还有，安静。

　　除了临走时看家护院的大狼狗“汪汪”的叫声和天空上偶尔飞过的飞机的轰鸣，只听到院子里微风吹拂着树叶，泡上一杯普洱，方力钧的声音是柔和而平静的，和他多少有些强悍的外表有些反差。

　　晚上，转战到方力钧自己开的海鲜饭店。饭桌上，杯觥交错之间，谈兴又浓的方力钧放下筷子，说起当年学生时代的故事：“有一回，我们中央美院的大学生去农村写生，住在老乡家。虽然他们家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但是为了招待我们这些‘中央’来的贵客，还是做成炸糕招待我们。”

　　“太香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但是，立刻，他的脸色又严峻了起来：“她的瘦孩子看到了，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也要吃。’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妈妈给他的不是温柔的拥抱，而是甩手一记耳光，声色俱厉地说：‘叫你吃！'”他用“震惊”这个词来形容当时他的心情，从那一刻起，他懂得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饥饿”。

　　“外国人说我是lucky鸡。我想，为什么我就幸运呢？”去年出版的《像野狗一样生存》，第一句话他这样自问。

　　真的lucky吗？有那么点儿。现在他是身价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2008年的春季拍卖会上，方力钧2000年的木刻版画集(六幅)，成交价为7.2万美元，而在2010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他的作品成交价约为145万美元！ 博宝艺术家网站上，他的作品润格价写的是：“29930元/平方尺”。按照这个价格来计算，去年，他在重庆的个展《偶发的寓言》上的230件作品，总价过亿。

　　尤伦斯退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崩盘论甚嚣尘上。坐在自己院子里一边喝着普洱，一边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力钧显得非常淡定，这位当代艺术品市场上的宠儿从来没想过中国艺术会崩盘：“会贬值的从来都是货币，不会是艺术品。在人类历史上，艺术品有过崩盘吗？可是80年代的万元户，现在1万元能买什么？那些预测者连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与此同时，他在北京还有7家饭店，生意兴隆，艺术商业两手抓两手硬，幸运，没错！但是说“鸡”可能就有点不准确，他对自己的概括是“野狗”。目睹过“文革”时不同派别武斗的真实场景，家里住房后墙上斗大的“方地主”三个大字，然后和小朋友们一起高喊：“打倒方地主！”忍饥挨饿从圆明园画家村一路走来，他觉得自己一直像一条野狗在当代中国的平原上东奔西窜。受的是系统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却选择在体制外走一条属于方力钧的野狗之路：“我的理想是像野狗一样生存，最好不要变成家狗，就取其独立自由之义。虽然我所宣誓的理想跟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义务总是相左，并不断地被修正，但在精神状态和艺术世界中，我希望做一只坚持独立与自由的野狗。”

　　“文革”：无法抹去的回忆

　　新民周刊：出生于1963年，“文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方力钧：“文革”当然非常重要了，对我来说，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那时候正好是自己开始记事的时候，自己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就要面对这个社会。但这也是自己记忆和感受最强烈的时候，因为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当时很多舆论和价值判断都遗留了下来，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留给你去咀嚼和反思。后来，不论是思考还是阅读，所有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弄明白当初“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新民周刊：童年是无法抹去的回忆？

　　方力钧：其实很复杂。现在回想童年的时候，会把特别苦难的日子强调出来，觉得非常态的影响大一些，其实那些幸福温馨的常态画面常常被忽略了。另一方面，你也很难记忆这些常态化、正常化的生活。

　　新民周刊：一方面，暴力时代留下了恐怖的记忆，另一方面，“文革”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是否也会在您这一代艺术家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方力钧：就个人影响而言，说多重要都不会过分。个体生命在“文革”生活中的真实状态真是乌七八糟，我常常有种粉碎性分裂的感觉。

　　小时候的我，好强、喜欢耍小聪明、不满足现状、叛逆，但是又懦弱、胆怯，同时还希望讨好老师同学，可是又不得法，觉得自己也没有这种基本的条件来讨好他们。

　　我记得我的班主任十七八岁，年纪很轻，他爸爸和我爸爸是工友，一个单位的。他爸爸身体不太好，我爸爸是司机，经常从外地带些药让我带给老师，本来是很好的关系，但是没有办法，班里面开批判会的时候总会把我点起来批斗一番。我到三年级才是红小兵，这可是小学里面加入红小兵最晚的时间了。所以真的搞不清楚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就是语文课写作文(不外乎就是写我的理想之类的)，那时候怕出错，我的作文基本上我爸爸都会帮我改，帮我编故事，我的大部分作文都是我爸爸写的，也因此，我的作文在班上算很好。经常，全校开批判会的时候拿我的作文去念，可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好，班主任只能找个出身好的替我去念，那就是班长了。你看，就是这种人格分裂的局面：本来这篇作文是假的，被人认为是好的，最后是由别人去念，又正好是在批判会上，多么可笑？

　　为什么人就不能急功近利？

　　新民周刊：作为“玩世写实主义”的代表画家，你塑造的“光头泼皮”形象，刻画出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聊情绪和泼皮幽默的生存感觉，你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形象？

　　方力钧：其实是一个综合体。第一，我自己经历了在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发觉我看到的和我希望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心里面接受不了，对于真实世界有强烈的质疑。第二，跟我当时的年龄有很大关系，20多岁的时候，每天锻炼身体，身体非常好，老是有使不完的劲，可能是荷尔蒙分泌多吧，胆子小无处发泄，只能在绘画中表现。生理上的因素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实际的生存状况是我没有选择正儿八经的上班工作，年轻人不计后果，只是想不去坐班的好处。结果搬到圆明园去之后，一夜之间就把我给冻得什么似的。那时候，要什么没什么，要钱没钱，要机会没机会。好在自己比较乐天，很多大哥大姐愿意帮助我，也不焦虑，但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经常有完全揭不开锅的时候。不行了，我就跑回老家办个学习班教学生赚点钱，还有跑到大连部队画坦克挂图，后来稍微有点钱再回来北京租房子。也给出版社画一些插图，给自己赚生活费是必需的。

　　新民周刊：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时期，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方力钧：没有什么收入。最要命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人的性格是起决定作用的。我回忆起来，比如说吃饭是一大问题，每天面临着到底是去哪混饭的问题，我也没有计划过，但要混到饭还要不过分，这是件挺难的事情。所以我就定了几个骑自行车就可以到的地方，比如清华、北大、中国画研究院、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蹭饭的对象有的是老师，还有同学和学生，分配合理，每次吃饭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感情促使，好像好长时间不见面了才要聚一聚，所以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但是我的另一些朋友就崩溃了，因为没有收入，就把自己的处境想得很惨，羞于去见人，精神上崩溃了。

　　我呢，就是一乐天派。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刷牙，连脸都不洗，出门的时候还要戴一个大红色的围脖，穿一大衣很隆重地出门。还这么穿着跑到北大女生的宿舍里面，去餐厅买小炒回来吃。回来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像个叫花子似的，蓬头垢面的。但是这种情况我还是很开心，没有愁眉苦脸，照常每天6点来钟起来跑步，在颐和园里面放肆地扯着嗓子喊。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吗？

　　方力钧：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有人问你：你是个爱好自由的人吗？好像你爱好自由就一点不自律了；有人问你：你是个积极性很强的人吗？好像你就一点都不浪漫了。如果问你：你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吗？好像你就很不严肃。其实人性和人的能力，早就超过了单向的指标。有一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个乐天派，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负责任的，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爱自由，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有权利来使用人性中最恶劣、最坏的方法和手段的，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非常狡猾的，是个老油条，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很单纯很简单的。不一而足。

　　我觉得有必要回归到一个比较有个体意识的角色。经常有人在提问时说：“现在的人非常急功近利。”我在想，为什么人就不能急功近利？谁告诉你这人就得成为烈士？为什么人就得成为很诚实的人？成为一个很诚实的人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它的后果你可能根本承担不起。你只能为了自己的生存走下去，而不能教条地说我得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谁有权利剥夺我们追求功利的欲望？又到底是谁让我们不爱功利？我们不要功利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干什么？当人们不要我们用两面派的方式来生存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不是人们把我们当做肉鸡，而是我们主动放弃了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个体的权利。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个体，我们只是一个附庸。

　　同时，事情又很复杂。比如说一匹狼。它当然很凶恶(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在狼群中，或者狼妈妈对于狼崽子来说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生命是什么，生命面对的是什么，它们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应该是非常系统、非常真实的状况。我们现在都像个傻子似的，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还把它视作是必须要坚守的真理，还要堂而皇之地站起来向别人提问。傻不傻？

　　有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也经常会说：“你喜欢钱，所以你是个卑鄙的人，无耻的人。”我是很喜欢钱啊，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卑鄙无耻，难道我就没有权利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吗？我就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资格了吗？每个人的人性当中，必然要拥有这种卑鄙和无耻，然后才有崇高。没有卑鄙相对立，崇高根本没有办法存在。

　　饭店与艺术双赢

　　新民周刊：你在北京开了好几家饭店。怎么会想到开饭店的？

　　方力钧：在北京开饭馆之前，我在云南的时间比较多，可能也是云南菜吃惯了吧，回到北京之后想要找点云南菜来吃。

　　另外，在我们开店的时候(差不多2000年)，艺术品还没有什么市场，官方不准展览，民间也不认可，媒体发表的机会也比较低。那么我想，既然没有办法让观众来看作品，那我们可以追着观众跑。结果我们饭店里挂的都是现在价值连城的作品，什么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和我的作品，都裸着挂在那儿，客人起来都可能碰到张晓刚的画儿，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也没给上保险，现在我想想都后怕。现在晓刚要是跟我说，我有幅作品让你挂在饭店里，我肯定不敢。

　　应该说，我们办饭店初期的时候效果非常好，让大家知道有那么一股势力存在。可能也是意想不到，本来来吃饭，突然看到这么多的画，也是一种传播效应。那时候已经出了一些非正式、非官方的画册和印刷品，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作品。平时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发展得都非常好，有很多要聚会的理由。我也没有统计，在我们饭店搞的开幕式和婚礼有几百次吧，如果梳理一下的话，它应该也是当代艺术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现在饭店的经营状况怎么样？怎样兼顾艺术与饭店的发展？

　　方力钧：饭店经营状况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季节性比较明显，春夏是最好的季节，冬天就差一点。我还是比较注意经营的收益，但是现在很难讲是饭店效益第一还是饭店作为一个平台第一。

　　饭店这个行业已经很成熟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退出来，如果我参与具体的经营那就全乱了，大的方向性我可以参与一起商量一下，专业方面的我就不参与了。还得有专业人员来负责。就是开什么样的新店，新菜式应该怎么创新，开店初期应该采取一些怎么样的宣传措施，我会参与讨论一下。

　　艺术品市场：崩盘的只是货币

　　新民周刊：尤伦斯退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引起了市场很大的反响，作为圈内人，你是否了解他为什么要退出中国艺术品市场？

　　方力钧：我了解的真是不太多，我想他肯定有自己的难处吧。据我所知，尤伦斯很早就买了我的作品，应该是1993年，我们是老朋友了。但是他到中国以后，我们接触得并不是很多，所以我还不好下断语。我想，如果他不是有什么难处、不能兼顾的话，他也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当然，我也觉得这很正常，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有人失败，有人成功，有人选择退出，有人选择进入，说退出也好，说换代也好，我们是不是太过重视了或者说太过放大这件事？

　　新民周刊：尤伦斯退出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之后，也有很多人说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要崩盘，不过我也看到一些拍卖，不仅没跌，还涨了，您对这个市场的前景怎么判断？

　　方力钧：中国，不论是作为政治的国家还是经济文化的国家，都有这么大的体量。不要说中国，就是世界上还有点分量的国家，艺术品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跌价或者崩盘，那是没有过的事情。暂时低一点，有点起伏，那是有的。但是整体趋势上，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崩盘的事。崩盘的只是货币。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可以举出大量货币的实例，但是我们举不出一个例子说艺术品市场崩盘的。所以我说那些批评家怎么就蠢到了这样的地步，连一点常识都没有。我们根本不用成为历史学家，只要读报、看杂志，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艺术品市场会是怎么样的趋势。

　　新民周刊：有一位当代艺术家则说，艺术品当然是有泡沫的，梵高凭什么卖那么贵。你怎么看？

　　方力钧：货币还是黄金的时代，我们用黄金换物品就很踏实，知道到底值多少。现在呢？纸币，我也不知道现在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是怎样换算出来的，你恐怕也算不清楚。

　　我们看到的情况似乎是艺术品在升值，其实这是普遍地对掌握世界的权力以及货币本身不信任的表现。艺术就像是一种我们尚未掌握的化学物，它的结果永远无法控制和预知，所以它的稀缺性远远超过货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艺术品的价值不是被高估了，而是太被低估了，太便宜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原因。我们认为应该贵的传统艺术家的传统艺术作品，现在最便宜，表现主义绘画贵很多，但是又不如现代、当代最成功的艺术家。这里有一个艺术价值颠倒的问题。欧洲人还不能称霸世界的时候，中国的艺术品是最贵的，欧洲进入上升期之后，他们的艺术品价格就大大提升，而中国艺术品的价值随之下降了。当美国崛起之后，美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又迅速上扬，超过欧洲艺术家的作品。

　　如果非要说虚高，也是必然的虚高。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经济要增长？为什么收入要增长？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增长其实都是假的，收入增长了，可是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食品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这样的增长，我看还不如回到70年代不增长的时候。除了半饥饿状态不好受，政治斗争的痛苦之外，其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艺术品的问题，也不是买艺术品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

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