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原名傅中洲，小名长生，字庆远，祖籍江西新喻（今新余），1904年10月5日出生于江西南昌。他自幼丧父，入小学时取学名傅瑞麟，因家贫而辍学。其邻居各有刻字摊和裱画坊，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为之好奇并迷上了书画金石。后受亲友资助才得以继续求学，1926年毕业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后留任教员。出于对清僧石涛崇拜而更名抱石，自号“抱石斋”主人。1933年徐悲鸿慧眼识珠，力荐傅抱石公派东瀛留学，在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研习东方美术史和雕塑等，结识了著名美术史论家金原省吾。他抓住契机发奋苦学，还潜心钻研桥本关雪、横山大观、竹内栖凤等名家作品,并在东京首次举办个展。两年后由扶桑归来，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教美术史。抗战爆发后随“中大”内迁寓居于重庆市郊金刚坡，日寇投降后复返金陵。蜀中多山多水，氤氲变幻，风雨飘零，不断地激发起他的创作灵感，陶冶着他的意志豪情。当时中华民族正进入一个最危险的历史紧急关头，他时常伫立于激流奔湍的嘉陵江边，关注着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国难民生的愤懑郁积于心壑，促使他经常借酒浇愁，往往醉后自由挥洒，宣泄于笔墨丹青之间，一吐胸中心绪激情。此外他还不断地叩访自然，搜尽奇峰打草稿，并在重庆、成都、昆明、南昌、上海等地举办个展。得历史、山川之助，他创作了《嘉陵江》、《巴山夜雨》、《万竿烟雨》、《潇潇暮雨》、《丽人行》、《大涤草堂图》、《擘玩图》、《洗手图》、《山阴道上》、《湘君》、《满身苍翠惊高风》等精品力作。所作借物思情、借古抒今，不断地反映时代心声，倍受各方关注，因此很快便独步画坛。他的艺术随之也进入了创作成熟期，画风趋臻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江苏省美术工作室主任等职。其性情明显收敛，某些特定的政治氛围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激情发挥，画格在原有基础上则相对稳重厚润了一些，但未有太大突破。1957年他受命筹建江苏省国画院并任院长。受石涛“笔墨当随时代”观念影响，1960年他倡导组织江苏国画工作团进行23000里长途采风创作，为祖国河山立传，次年在北京举办了著名的《山河新貌》展，其画风也有所放开。之后他又赴东北等地写生，不断抒泄对现实生活的真情实感；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峡江图》、《西陵峡》、《大渡河之悲剧》、《屈子行吟图》、《中山陵》、《玄武湖》、《鸡鸣寺》、《雨花台》、《西风吹下红雨来》、《苦瓜炼丹台诗意》、《西子湖畔》、《枣园春色》、《虎踞龙蟠今胜昔》、《漫游太华》、《假日千山》、《镜泊飞瀑》、《待细把江山图画》、《二湘图》、《登庐山诗意》、《井冈山》、《长沙》、《林海雪原》等优秀画作，在笔墨技巧等方面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鼎盛境界。特别是1959年他与关山月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正厅联袂创作了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于1965年9月29日因脑溢血突发而溘然长逝，未能在晚年变法中再攀上一个新高峰。他生前还曾任中国美协江苏分会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职，其作品和影响均广泛流传于海内外。

    综观傅抱石先生毕生的艺术道路，笔者以为：傅抱石乃20世纪屈指可数的第一流大画家，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作用。他所处的正是中国社会变革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促使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着民族的前途命运，激发起他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因此驰骋想象、浓烈才情常常溢于素纸，不仅感人至深，而且还被誉为一代民族画家；他禀性直爽好动，深得中国画之灵魂感应，又嗜好饮酒，乐于酒后激情绘画（为此特刻有“好酒使气”、“往往醉后”等闲章），表现在画作上则造境迷离、豪放生动、飘洒秀逸、气势磅礴，具有强烈独特的艺术风貌。他善于将传统绘画的形式美与客观自然美、内在精神美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开创了一代中国画新风。凭藉聪颖天资和奋斗精神，他多才多艺、学养厚实，著有《国画源流概述》、《中国绘画变迁史》、《中国山水人物画技法》、《石涛上人年谱》、《中国绘画之研究》等两百万字著作，并为绘画创新打下了极为有利的坚实基础。这亦应证了几乎所有的绘画大师都精通艺术史之常理。

    傅抱石传统绘画功底扎实，擅长用墨，精于点法。其山水画能不断地将“点法”和“皴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水、墨、色浑然一体、相得益彰，而且用笔恣肆、凌厉飞动、元气淋漓、意境高雅。尤其笔下的雨中佳景充满了诗情画意，无比秀润动人。他综合“披麻皴” 、“乱柴皴”等多种传统皴法，又受西洋水彩和东洋南画等某些技法影响，创造了睥睨古今的“抱石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语汇。“抱石皴”粗看似乱头粗服、缺少章法，细观后会发现虽变化多姿却自有法度。他一反先勾勒后皴擦之古法，而是依据客观山势形貌分坡走向，以破笔散锋法将笔尖、锋、根并用，融勾、折、擦、染等于一体，纵情涂扫，无所羁束，淋漓尽致地表现山石的肌骨纹理，取得了比较新颖的形式美，并以人名标识而彪炳画史；其人物画笔墨凝炼、线条酣畅、点睛传神，内涵丰富，同样较好地发扬了中国绘画艺术精神，成就卓越非凡。他笔下的古人绝非躯壳，而是别有情怀、精气饱满、潇洒超脱、高古灵慧，独具人格力量，颇能引起观者共鸣；其行草和小篆书法功力深到，篆刻受赵之谦、黄牧甫等人影响较大，所作刚健苍秀，也自具风貌；他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还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尤其是他与钱松岩共同创立了现代“金陵画派”，并以精湛造诣和领袖身份当之无愧地翘首中国画坛。

    关于对傅抱石先生艺术成就评价问题也有人存在一定看法，主要是认为其画风不够传统，相对其他绘画大师而言笔墨渊源不是最深，表现在画作上则行笔有些过快，似有轻浮率意之感；且他后期的一些作品过于借鉴西法“写实”，对国画本身形式的完美追求却有所放松；加上他享年61岁，艺术生命不算太长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要影响到其艺术创新的高度和深度。但从近年来对傅抱石艺术的研究事实表征，他虽对石涛顶礼膜拜并下过很多苦功，但于明、元、宋等诸家均亦有过比较系统的临习探究。其实回眸过去也曾有人为中国画创新做过一些有益探索，而从艺术影响力和学术评鉴角度来看待，随着沧桑岁月的渐逝劣汰，历史终将是客观公正的。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傅抱石艺术成就的探究认识已经开始不断地深入深刻了：他始终注重传统笔墨而不囿于固定程式，善于融汇诸家以画言志畅怀却从不刻意效仿他人风格（其行笔过快的原因乃他经常是在饮酒醉后激情挥洒所致。所作既要奔放飘逸又要浑厚凝重，这对画家创作要求来说往往是一对矛盾，当然关键是看怎么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现已成为了中国画坛创新的重要代表之一，由此则比较全面地提升了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台湾省著名画家、评论家何怀硕指出：“20世纪中国山水画大家中，把强烈的个人感情、人生观、宇宙观与时代感应溶入构思之中，痛快淋漓地倾泻他独特的怀抱，超越了‘笔墨’的追求，超越了‘江山如画’描绘，也摆脱了民族在历史中沉淀形成的套式化的集体意识与感情，更表现了一个独特的心灵对宇宙人生的感怀，傅抱石之外，没有任何一位画家更为突出。”这确实也为世人所有目共睹的。当然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自身的局限性总是难以避免的，更何况人无完人也！也许只有时间考验才是最好的见证，因此笔者认为：就傅抱石艺术及其影响等历史性评价问题而言同样未能例外。因为众所周知：历史学术定位也只有经过不断反复地评析筛选，最终才可能获得比较全面客观的准确认定。

    傅抱石作品早在从40年代便开始进入流通领域，80年代后进入海外拍卖市场。1984年2月,《唐人诗意图》册页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0万港元成交，创当时新高；1989年1月，《九张机》册页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310万港元成交，再创新高；1996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丽人行》人物画手卷以1078万元人民币成交，创近现代中国字画交易新高；1998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巨幅山水画《虎踞龙盘今胜昔》以374万元人民币成交；2000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深山有怪松》以609.47万港元成交，同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大幅人物画《屈子行吟图》以302.5万元人民币成交；2001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他于1955年创作的探索性巨幅山水画《秋谷飞瀑》以671万元人民币成交；2002年上海敬华春季拍卖会上，《兰亭雅集》以462万元人民币成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傅抱石的《毛泽东八开诗词画意册页》在2003中贸圣佳秋季拍卖会上以1980万元人民币拍卖成交；2004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云中君和大司命》以1870万元人民币成交，同年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上，《茅山雄姿》又以2090万元人民币成交，继续保持了其作品在近现代中国名家字画交易中的领涨势头。

    另据专家初步推算，傅抱石存世作品约3000张，篆刻印章2000余方。其中山水画约占七成，大画约占二成。受世间沧桑变迁影响，目前大陆约存500余张，多典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傅抱石纪念馆等处，其他则散佚于海外公私各家手中。因此傅抱石作品在市场上已成了抢手货，一旦露面很少流标；从另一方面看因为获利丰厚，其作品自流通后便一直受到不肖之徒的临摹仿冒，并以江苏、四川、北京等地为最盛厉，近年来有些赝品还时常粉墨登场于拍卖会上。这些亦正是当下艺术市场有待铲除的头痛顽疾。1999年底，台湾某收藏家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金刚神韵”傅抱石作品展，其中已被专家指认为赝品，类似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应。

由于艺术品投资本属中长期行为，保值增值有其自身客观规律。因此客观理性地分析看待：傅抱石作为一代书画宗师，存世作品有限。眼下交易每平方尺大约在10至50万元人民币左右（精品价格更高），单幅作品多在6、7位数之间成交。经过市场多年“炒作”后，短时期内其作品真迹暂难常现。但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只要市场中出现傅抱石作品真迹，及时投资收藏之恐怕多能保值增值，若吸纳时机恰当、价位合理那就更为有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