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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来:中国画品位说

2013年04月19日 11:35:26          出处:人民美术网      点击率:537

  中国画向来就有品位之分。历史上曾有过最具影响的五品之说,即庙堂气、书卷气、山林气、市井气和江湖气,后两类乃属庸格。不言而喻,这种分类并非其字面上的意义,它实际是根据画面所表现的文化氛围而定的。 

  当我们面对一幅画作时,我们通常从画面上获得的感知,是直接反映到眼帘的整体画面的感觉,这个整体画面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以一种总体感觉出现的,它是画家非自主形态下的下意识创作意念所形成的。它与画面上细小的布局、笔墨、色彩等无关。故此,即使画家有意识的想通过改变画面笔墨等因素改变它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气息带给我们的首先是什么呢?就是对画作的品位的认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画家在创作中形成了品位呢?品位在作品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明了品位与画家创作思维的关系。不言而喻,画家在创作中是被自己的心理和习惯思维所主宰的,看似普通的执笔行为实际是在其固有的思维下进行的。就是说,画者被自己具有的文化状态所支配,而支配画家这个文化状态的行为,需要包括社会心理地位、文化阶层层次、家庭氛围、所受教育及人生背景几方面。弄清这个问题才可明晓品位的成因。下面我们逐一而谈。 

  先说社会心理地位。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里,社会地位为经济地位的高低和在国家体制中任职职位高低、社会工种声誉的高低等决定。人都是社会的,社会因人的所在职位,而造就了人不同的社会地位。所以社会地位不同,洞察、感知社会事物的心理状态也不同。他反映在画家创作中就是,画家必然会将自身所在的社会状态转化成一种心理感觉,并将这种感觉融进作品中,即便是相同的绘画对象,在不同社会地位的画家眼里,也必然会因为感受到的不同,运用艺术手段不同,使所画带有的情感色彩不同,表现出的品位也就自然产生了差异。至少是不尽相同。不过画家的社会心理状态有时并不完全与其应有的社会心理地位契合。因为这与画家所受教育或社会交往影响有关。但一般来说社会心理受其所在社会地位左右。除却叛逆之外,一般都是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便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画家的社会心理左右着其作品形成的品位。为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扬州八怪的汪士慎的作品绝不可能有庙堂气,也不可能有山林、市井、江湖气,只能有书卷气了。汪士慎是个“一椽深巷住,半榻乱书横。欲与寒梅友,还同野鹤行”的穷困书生,他一生贫困,居扬州以买画为生。他性格孤清,不逐名争利。这样的社会地位,必然形成了孤芳自赏的心理,他的作品也必然具有一种清高孤傲的书卷气息姿态,必然不会具有庙堂气的辉煌,也不会有山林气的狂野,也不会有市井气的庸俗。再以近代大家吴湖帆来说。吴湖帆出生于苏州南仓桥一个世代簪缨之家。他的祖父吴大澂为著名收藏家,颇多“四王”作品,且他本人也是学习“四王”一路的。所以,吴湖帆幼时已深受家学的濡染。由于他生在生活优裕的高等学者的家庭,便使他的作品具有书卷气的同时也颇具庙堂的华彩之气。就是说他与汪士慎虽同属书卷气,但在画品上的表现却一个清冷疏狂,一个滋润曼妙。 

  其次,画家的文化层次也对他所表现的对象在感情色彩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文化层次不同,所接受到的教育或文化程度不同。受不同文化浸润的画家必定会具有不同的心理建设。这自然会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左右其画品的形成。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接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国画教育)教育越丰厚,无疑,其作品内所含国画味道必然越深厚;接受到的西洋文化(包括西洋绘画)越多,其绘画洋味道也必然浓厚。我们看唐寅的画,就会感到其书卷气十足,而他老师周臣的作品就缺乏唐寅这种品位。有人问周臣,为什么不如弟子唐寅,周臣说:“只少唐生数千卷书。”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画家创作思想具有极大的影响。 

   文人画自明末董其昌等人以来,提倡以画为乐,寄乐于画,它对于绘画的贡献在于使单纯的形式美及单纯的以画摹物、事的行为走向托物寄怀。增加了绘画的抒写性情成分。为此,画家文化层次的高低,决定了创作的走向和品位的高低。同样都是一幅画,一个可以是单纯的形式美术的表现,一个可以于形式美外尚蕴涵着画家对画外许多寄托内容。比如黄胄画的驴,画面上的驴无论多寡,都表现了毛驴的活泼可爱,形式美成分多,谈不上什么寄托。徐悲鸿画的马就不同,无论画中马多寡,那马都是作者一种志向、抱负的物化形态。又如白石老人笔下的“他日相呼“中的小鸡已经突破了动物的体征,寄托了老人对人情向善的情怀。朱耷画中白眼向人的鱼、拳足敛羽忍饥耐寒的鸟都成为了画家自己心境的物化的一种体现。这看似艺术手段的巧妙,实则乃是画家文化层次的体现。文化高的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中所考虑的重在借物抒情成分多;文化层次低的画家则多重视形式美的表现。两者相比,画得品格孰高孰低判然分明。因为艺术创作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再现,而在于表现。绘画就是通过对所描写的物来表达作者内心的追求和情怀。故事情节、笔墨色彩、构图等一切形式都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倘若一幅作品对观者的影响仅止步于情节和外在形式美,那画品决不能列于上乘之作行列。文化的表达,情感的伸张,一喉三声的咏叹,永远是画家追求的制高点。 

  一个画家所生活的家庭,所接受的教育及人生背景也是影响其画作品位的重要因素。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虽然家庭氛围大体相同,但还是有诸多不同的因素。即使相同因素对不同的人都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何况不同的因素呢?先说家庭对画家创作产生的影响。白石老人的作品大多都充满了农家趣味,无论在他衰年变法前还是后,其中绝大多数都以他早年生活的农村所见为题材。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自小生活在农村的家庭,如他画牛图题:“曾牧星塘老屋后。画猪图题:”追思牧猪时,迄今八十年,却似昨朝过了。”又如他51岁在家乡曾建了“寄萍堂”,在此生活了几年,55岁时画了石蟹图。他在画上题道:“余寄萍堂后,石侧有井,井上余地,平铺秋苔,苍绿错杂,尝有肥蟹横行其上。余细观之,蟹行其足一举一践,其足虽多,不乱规矩,世之画此者不能知。”由此可知画家所受家庭影响之深。不过总揽白石先生平生画作及诗文书法篆刻,从学问上来看,他绝对堪称顶尖高级知识分子。世俗或云他未进过高等学府,可学问并非必与高等学府挂结!(此不多论,因与主题无涉。)丰厚的学问使他能将农家的生活演化为诗情画意。倘若他缺少如此的农家背景,恐怕即使他具有再高深的学问也不可能如现在一样画得如此亲切感人! 

  白石先生自学吴昌硕,但与陈师曾学吴在选题上有很大差异。其中重要原因便是二人家庭背景大异,各自所受家庭影响甚不同。陈师曾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他是近代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他高度肯定文人画,写意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宗徐渭、陈淳,所选题材与白石先生判然不同。他的祖父陈宝箴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办新政,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其父是被誉为传统诗最末一位诗人的、戊戌维新四大公子之一的陈三立。陈师曾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在绘画选材上必然会采取即革新又会遵守传统之道。在革新上,他拜革新文人画家吴昌硕为师,对反文人画不以为然,除力挺文人画外还身体力行。在花鸟画方面多以传统文人最喜欢画的松竹梅兰菊石水仙等。在人物画上,陈师曾也显示了他颇受家庭革新思想的影响的一面,画了许多风俗画,多描绘底层人物,诸如吹鼓手、收破烂、拉骆驼、说书、喇嘛、卖糖葫芦、磨刀的等等,这都与他的家庭影响有关。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指的家庭影响,却并非皆指受到家中人的影响,家庭环境影响也是一方面,齐白石就是如此。而品格便在这里悄悄的融入了。因为人品与画品是同一的。岂有庸俗的人画出高格调画的? 

   画家接受的教育也是左右他不自觉选材的因素。绘画必然会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必然牵扯到选材,因为主题是靠材料来支撑的。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为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知识基础。人们知识的来源除了家庭、社会外,就是书本了。而学校就是人与书本之间的桥梁,除此之外,学校的教师除了将书本知识教给学生外,还会身体力行的示范给学生。因此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就画家而言,他在教育上的得、失都会不自主的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而绘画的品格也自然会流露显现在其中。试将江苏美术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学生与私淑者作品同览,单就风格上就会有不小的差异。选材只是一方面,因为画品往往是人品的映像,所以教育的作用必然会在画家的作品中以画品的形态展现出来。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人品指的主要是道德观,并非小事小非。当然,教育并非专指学校教育。家庭和社会教育也是塑造人生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画家而论,自幼受到良好、不良家庭教育的都有;受到良好、不好社会影响的也都有。这自然会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到他们的人格里,复以画品的形式出现在创作中。在五类画品中会以不同形式、境界反映出画者人品的影象。画品高的自然境界高,低的自然境界低。以王维、赵子昂、郑板桥来说,他们除家境不同外,所受基础教育基本都是私塾,不同的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使他们各自的画品也不相同。他们虽同属文人,但在郑板桥看来:“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开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供天下之安享人也。”郑板桥如此的思想可能就是得自于社会教育,他的画作存世颇多,大多体现出如此的思想,均以一种平民风格的书卷气流露出。

  画家的人生背景即身世,一般都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它对画家的作品体现什么品格极大。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世是伴随作品产生或滞后于作品的产生,因此画家所经历的事情虽不必直接反映在作品里,但总会对画家的世界观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此对画家的创作必定有一定的影响而反映在品格上。比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图》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此画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徐悲鸿正因为有这段经历才创作了这个作品。而这段经历也正反映了他高尚的情操,这种情操就会以一种画品的形式体现在作品中。

  总之,家庭、社会塑就了画家的道德品行,画家在被塑造的过程中,认识了世界和社会,学得了绘画艺术创作手段,并在创作过程中将自己的品行以画品的形式融入在作品中。故此,画品是画的精神所在,是画家的人品体现,是以其整体面貌出现并感染观众的。我们谈画品,目的是使观者对它加以关注,使画家重视自我的道德修养,重视人品道德塑造。观者的重视自会促进绘画的进步,画家的重视无疑会使国画能更好的继承传统,提高国画的思想性,规避以工艺性取代思想性的画匠路径。


               2013129      北京艺术研究所 刘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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