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骏的人物画里“人”是要寻找的，进而，“物”也是要寻找的。但他的画并不抽象也并不是让人做白云苍狗式的联想。这是因为黄骏在他的画里“重装”了人的身体。
　　在中国人物画的传统理论中有“传神”和“以形写神”的经典说法。这是一种极端的把人的身体当作“神”的跳板的说法，它以“神”的名义分离了人的“形”（身体）与“神”（心灵）。我在黄骏的人物画里看到的不是这样一种景象。这也与他对人身体的“重装”有关。
　　在“现代”这个越来越“物质”的世界里，几乎每个“现代”的人的身体与心灵都成了“问题”。身体的疾病与心理的疾病于时俱进，而最要命的问题还是自己的身体与自己的心灵相分离进而相冲突。其实在人进入“现代”之前，已经有种种的力量因为种种的目的将人的身体（形）与心灵（神）相分离了。这是因为人自己将自己的心灵从身体里剥离了出来，把前者归之为精神而把后者归之为物质。正是所谓的“物质”性支解了我们的身体，让他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只有当它在那些所谓“有思想”的人那里才能得到自己的灵魂。或者在一个所谓“有思想”的画家的画里“形神合一”。
　　我在黄骏的人物画里看到的不是这样一种景象。这些看起来是“支解”了人与物的画，其实是“支解”式的“合一”重装。所以是“支离”但并不“破碎”。
黄骏对于艺术作为长期而深入的理性思考，而且他又十分注重绘画的“过程”。黄骏的绘制过程是一个用笔墨摆脱理性思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用笔墨表达理性思考的过程。所以，黄骏并不与那些“只重过程不计目的”的艺术家为伍。
　　黄骏将人的身体作为起点，然后向着两端出发。一端向内深入，直达心灵；另一端向外扩展，包涵天地。执两端而用其中，周而复始，九九归一。支解的身体与支解的天地在心灵中重装合一。重归天人合一与身心合一的理想境界。
　　黄骏有着将中国文人画的传统与现实主义绘画传统合一的理想，他支解了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同时也支解了现代主义绘画的传统，他用支解让二者重装合一。非支解不能合一，支解而后合一，这是一种需要智慧的策略。但是，这并不是通常说的那样，对于“形”的“超越”，而是对于“形”的整体性书写的重装。
　　黄骏在自己的画里向生活中心灵与身体分离人与自然分离甚至对抗的现实挑战，这是唐•吉可德式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个人的战争，尽管这仅仅只是真正的“纸上谈兵”。
　　黄骏的大多的人物画从技术层面上看，是“以笔为体以彩为用”。他以色彩的痕迹化达成色彩的笔墨性，无笔墨之笔墨，以色迹为笔墨；他以形体与物体的解构化达成形体与物体的构成性，无构成之构成，以解构为构成。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建构。是一种表里不如一的支解式的建构。这就使其表与里在不如一的分离化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这是一种向心的力量，在视觉层面上是让一切形式构成因素向着身体的中心凝聚。而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让心灵和天地向着身体的中心凝聚。在黄骏的画里，这中心是要“寻找”的，而他的画就有让观者产生“寻找欲”的驱动力在。你找到了画里的“身体”也就找到了画的中心与凝聚点，也就是找到了进入黄骏绘画深处的通道口。
　　近段时间，黄骏绘制了一批无背景的人物画，或全身着衣或是人体；或是头像或是无头像人体。他们有一个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课徒式”人物画的批判。特别是那些人体。他们并非是“视觉”意义上的人体——那种与心灵与天地剥离的“纯粹”的人体。这个“纯粹”从一种意义上看，好象是对于“现代”这个“身分”社会的抗议，这个将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被“社会”强制性制定的“身分”里被认同，而每一个“自己”只能在这个被“他人”指定的“自己”里思考世界。但是，这个看起来无“身分”的“纯粹”的人体，其实际上并非“纯粹”他的“身分”而是早已被制定为“教具”的了。黄骏同样也是用了他惯用伎俩——支解式的重装，用冲击视觉的强烈的笔墨式色彩与解构式构成，将人体——仅仅是人身体本身，蕴涵了他本来就蕴涵但是已经被剥离了许久的心灵与天地。他让那种“课徒式”的人体画，那种仅仅只知道人的身体的“视觉用法”的人体画自惭形秽。
　　黄骏让我看到了在一个“身分社会”里如何用“身体”在画里思考。这是一种“去身体化”的思考方式。在这里，这个“去身体化”在语义上的歧义性正好呈现了人的——也是画家的当下困境。一方面是，“去”在身体里的思考；另一方面是除“去”身体的思考。前者是要将人的身体重新成为心灵与天地的凝聚点；后者是要将在这个“唯物质化”的世界中由于过于“物质化”而与心灵与天地剥离的身体重新融入心灵与天地之中。
　　用将身体与心灵与天地剥离的方式贬低人的身体，以超越的名义来偷运控制他人的身体的目的。人最终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身体去为善或者为恶的。人的身体在“现代”面临着一个“重装”的问题。我不知道黄骏是不是因为想到了这个“问题”而这样画的。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从黄骏的画里看到了这样的启示。

曹工化

2006年4月

于杭州艮山门生有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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