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修佳 

 

    笔墨质地是老话题，也是常新话题。“笔墨当随时代”又是一个规律，用笔墨去表现现实生活，反映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理解与认识，但现实生活方式又深受西方影响，西方文化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笔墨将会在此发生不同的变化。如何把握传统理念和当代生活方式的矛盾，怎样把此矛盾变为一种协调，从而拓宽中国画的现状并为其注入鲜活的生命，已成为当代水墨画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姜永安生于60年代，毕业于80年代末，这造成了他在成长过程中与其前辈们有着很大差异，他是随着社会观念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加之浙江美术学院四年严格而又正统的教育，在笔墨表现上又重功底的锤炼。对此，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原乡”期，大多以符号化的人物、葫芦、瓶花、莲、月为形象构成，且强调平面视觉，颇有民间剪纸的味道，使作品力求体现饱满、迷离与天真的美感张力，借此抒发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尤其《乡园故人梦》系列作品更是对“万物有生”这一乡土情缘的痴迷。正是此，他的艺术才赋予了生命的最初和情感的本真，才能够从认识自身开始，正视或表现周围的现实，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人生，去体验真实存在的陌生感与亲切感，成为其艺术发展的根本与动力，是其艺术中现实与理想的“畅想”期，也是其艺术的“原乡”时期。

    第二个时期画家称之为“静远”期。他多以人与自然的融合为艺术形式，画中人物皆为古典老者、童子与仕女。在这里，画家将人物形态进行了头不适当夸大、身体相对缩小的整体性调合，又将现实感十分明显的山川客体与人物在比例上作了对比性的置换，尤其是山川画法的精致与人物构成的洒脱互为影响，使画作产生了古朴而稚拙的味道，这味道正是画家游荡于古典情怀的同时，传递出的一份对现实的思索、困惑与叩问，形成了画家此类作品的绘画风格和语言特征，具有了现实意义。而他的关于当代题材的画作，则是以人与自然隔离的艺术样式，又借助人物的构成与背景的墨韵，将其衔接为有机的整体，使人们在品味现代意识的惆怅与忧郁中，又触摸到生命本原的那份纯真和自然的质朴，即画家的精神取向与人文情怀。

    当代题材画作所要表现的精神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化的体验以及如何把握、思考、提升其内涵；中国画是一个重视群体不是特别张扬个性的文化，当代画家如何给自己定位，把个性与群体性结合起来，这在当代人物画创作中尤为重要。当代人物画创作的文化理念，实质上是文化的近距离与远距离的问题，即离当代文化距离近一些，传统文化就远一点。在关注现实生活时，把作品置于水墨淋漓的状态，殊非易事。因为我们历史上没有这种参照，没有参照就靠自己的想象，只能靠自己的笔墨的理解和对传统认识的功底。

    姜永安基本放弃了典雅、规范的形式技巧，而是将空间错位和比例失常作为必要手段，常规的人和物与情理秩序的反叛成为极富表现力的结构方式。但他没有放弃笔性、墨法，而是在经过提炼后，努力强调出墨与白、白与灰、灰与墨以及任意勾勒与严谨布局的对比，画面呈现出郁闷甚至苦涩的味道，却使我们视觉受到震撼而若有所思。是直面现实的描绘与畅想。在视图上，采用的将是人与背景隔离或置边角意在增强格局视觉效应，改变布局结构与笔墨符号。如前幅画作，画家用方框将人与自然分隔开来，呈现出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后幅作品，则通过窗的运用，展现出人物的内心渴求。这些，使荒诞感在不可思议的情感状态里，因上述特征加之对体态、手势、脚踏板的刻画，而觉得有血有肉，真实亲切，总体上标志着他的艺术对人生的把握，也标志着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因当代人物题材画作的丰富而得到弥补，构建整体文化秩序已不再遥远。

    中国画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承担，又是对精神性的承担，既是文化的自觉意识，又是笔墨的自觉意识。纵观姜永安的艺术，可以发现：一个是古典中的自我，一个是现实中的自我；一个表现主体，一个叩问客体；一个崇尚抒情，一个重在表现，这多重思想的撞击，正是对现实与理想的叩问，形成他的文化与笔墨的双重自觉意识，传承着历史，关注着现代，更展望未来，是其艺术中永不竭止的活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