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林

三、顺应与超越的张力
　　艺术市场对艺术的发展具有利弊互见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为现代社会特定的文化语境所设定，无疑是不容回避的。虽然从理论上说，由于艺术的存在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或换言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建立在相对丰富乃至相对过剩的物质财富基础之上，现代社会的明细分工和角色定位，导致了市场化是艺术的终极归宿。从皇家豢养到私家赞助再到公众消费，这一中国画生存机制的历史逻辑，便再清楚不过地提示了艺术的宿命；然而缘于当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的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尚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运作机制包括各种法规尚未成熟、健全，因此，从现象上看，在当前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艺术市场对中国画创作和中国画体格转型的影响似乎是弊大于利的。其具体表现为：

　　1、经济的威力和物欲的诱惑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创作能量，使得很多画家无法潜心艺术，很难进行艰苦的和有价值的体格转型探索。

　　凭心而论，当今画家生存状态之好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画家（不是全部）都一方面享受着计划经济的恩泽，有着一份虽数额不大但却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另一方面却又沐浴着市场经济的雨露，画作走向市场，所有的卖画收入全都装进自己的腰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此近乎天方夜谭式的优厚待遇却未能激起画家们潜心求索的热情。所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艺术创作与经营推销毕竟是脑神经的两叉思维，能二者兼顾且长袖善舞者终究是极少数，于是伴随着一批画坛大腕润格价位的迅速攀升，而作为艺术家最为可贵的深山抱璞的执着精神却日渐衰微。今天的画界中人大多急功近利，热衷于在其作品风格为市场认同的有效期内，“只争朝夕”，反复克隆，以谋求最大的经济收益。至于这样做的结果是否会稀释了艺术的原汁和浓度，有损于中国画的体格转型，则很少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中。

　　2、艺术市场的极度繁荣刺激着画家们的超量生产，而超量生产所造成的肤浅和平庸又加剧了艺术市场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的下滑，二者互为因果，不利于中国画的健康发展和体格转型。

　　众所周知，和古代的皇家典藏以及达官贵人的所谓“民间”收藏不同，现代的艺术市场是以普通大众作为消费主体的。虽然在这些普通大众中不乏拥有巨资的豪富，但由于中国画特殊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趣味，这些豪富在对中国画的认知和理解方面并不比一般大众高明。他们在价值取向上除了天然地倾向于技巧娴熟、画面悦目、通俗易懂之外，主要是依据市场认同的“符号价值”来决定自己的取舍。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趣味有着较多理解，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艺术评判话语权的画家们，原本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自己的追求和扬弃，引导消费，提升市场的鉴赏水平和认知能力，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画家却并未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屈从于以金钱为杠杆的市场机制，放弃艺术评判的话语权，或趋时媚俗、自我炒作，或花样翻新、飞镖暗器，或粗制滥造、面目雷同，有的甚至沦为文化快餐式的低俗之物。凡此种种，无疑加剧了目前艺术市场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上的整体下滑，而作为艺术创造者的画家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迷失了自我，麻痹了神经，必然有损于中国画的健康发展和体格转型。

　　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艺术市场的这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是整个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换时期的一个缩影，或换言之，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有表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艺术的历史定位并不完全依赖于市场，而是常常有着超越于市场之外的独立价值。这种独立价值决定了艺术品的艺术性和学术性与商品性和社会性之间并不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相交、相切而不相合，故而以作用于人的精神为依归的艺术品，其价值取向也不可能完全纳入市场经济规律的轨道。虽然一个健全和完善的艺术市场，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促进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然而由于市场“惟利是图”的天性与康德所谓艺术创作“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所以终究无法完全避免其异化艺术、腐蚀艺术的副作用。因此，对于当前的艺术市场，除了努力健全其机制，促进其不断优化之外，作为艺术创造者的画家，还需要有一种态度上的独立和超越。

　　和上述种种屈从于公众兴趣和现实压力，为顺应市场需求而放弃主体选择与精神原创的被动性行为不同，这种对艺术市场的独立和超越，往往表现为游离于艺术市场之外，通过探索性的艺术自律行为，以非常规的甚至是特立独行的学术勇气，一反为市场价值规律所左右的职业化做法，力矫人类习惯性审美和趋同化惰性的种种弊端，而呈现出在当代社会背景下难能可贵的与功利性和世俗化相抗衡的艺术进取精神。

　　当然，从表面上看，顺应市场的做法因其符合艺术社会化的要求，往往能够立竿见影，迅速见效（社会之“效”与经济之“效”）；而超越市场的做法却因一时不能为价值规律所协调，往往遭到冷落，很难取得相应的回报。然而实际上，这种现象只是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