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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藏近现代名家书法展:呈献汲古开新的书风

2017年05月08日 15:35:30          出处:雅昌艺术网      点击率:418
【编者按】中国书法传承数千年,它的身影依然活跃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更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这些书法符号依然散发着独特文化魅力。近现代书法抓住机遇重新定位,走向纯艺术之路,更涌现出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黄宾虹等数十位书法大师。5月10日,“汲古开新——近现代书法名家作品展”将于南京博物院揭幕,展览从南博院藏中精选数十位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以展示近现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和杰出成就。展览特将书法史上的“近代”再细分为清末民初(1899-1927)和民国中晚期(1927-1949)两个阶段,加上“现代”(1949-1979),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两篇章、三单元”。

  近现代书法身处乱世,却给书法的发展带来机遇:古代科举制度是寒门学子一生鲤跃龙门的机会,当时科举试卷的书写要求“正大端楷。若使用俗体,过于潦草,生员降等,童生不录”,所以很多人勤习苦练书法,而此时科举制度废除,大家对书法的需求锐减。加上西方文明的影响,书写工具毛笔逐渐被外来的钢笔、铅笔等取代,改变了这个作为书法的重要书写工具的存在状态。

  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等,让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古典文学、繁体汉字与儒家哲学或被驱逐出文化的舞台,或地位一落千丈,书法的书写内容、文字载体与精神风貌的变化已经在所难免。这些使得书法不再是一种实用工具,也帮助了书法重新定位,使书法走向一条通向纯艺术的康庄大道。书坛历来存在两派:“碑派书风”与“帖派书风”(魏晋南朝二王为主的名家书法,主要是官修《淳化阁帖》、《大观帖》),它们之间一直共存、互相影响。清末民初,国力的衰弱导致人们对帖学日渐靡弱书风的逆反,进而转向对汉魏雄风的仰慕。

  清末民初(1899-1927):延续晚清的碑学书风 吴昌硕、康有为主导书坛

  清末民初的书法创作主体,大多出生于清道光、咸丰之际,深受赵之谦书法思想的启发,继续在碑学的道路上探索前进。其中,以吴昌硕、沈曾植和康有为三人最为典型,他们的作品无不洋溢着雄健阳刚、质朴厚重的金石气息。以三家为核心,凝聚了诸如张謇、曾熙、李瑞清、章炳麟、梁启超、陈师曾、谭延闿等众多书家,在清末民初的书坛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求同存异的书法生态系统,并向域外和后世辐射,影响力巨大。

康有为 黄庚《书山阴驿》诗轴 纸本 行书  纵177.4cm 横47.1cm

说明: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世称“南海先生”。他不仅在理论上张扬阐发碑学思想,还在创作实践上身体力行,是成就卓然的碑派书法大家。

康有为

   康有为首次提出“碑学”含义,康有为所倡导的“碑学”主要指南北朝碑版中的正体楷书,曾为学习书法临摹汉魏六朝、唐、宋碑帖数百种。康有为认为刻帖辗转翻刻,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风貌,不如北碑来的真切,当时六朝碑刻拓片价格便宜、赝品少,更字迹清晰。康有为在其书法专著《广艺舟双揖·本汉》中亦大加褒扬汉碑书刻伟丽奇瑰、意态奇变、体质古朴,并总结归纳了汉碑刻的风格特征,曰:“骇爽,瑰岩,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此外,女儿康同环回忆,康有为平均每月只用三几个钟头之力,收入大洋一千元,以此维持全家60余口的生计,当时高级经理一个月工资不到100元,可见买字收入不菲。

沈曾植 临右军《都下帖》轴 纸本 草书 纵128.8cm 横31.2cm

释文:得都下九日书。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迟可忧耳。蔡公遂委笃,又加廗下,(日)数十行,深可忧虑。得仁祖廿六日问。
  说明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盦,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等。精书法,负有盛名,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



沈曾植

   康有为常以“圣人”自居,但对沈曾植却十分恭敬,对其学问也十分推崇,但沈曾植与康有为的关系则是若即若离,源自两人政治、学术思想上的差异。沈曾植是清朝的遗老,于1910年8月在安徽卸任后来到上海,书法思想及风格成熟也在这一时期。沈曾植最早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物考古发现成果:汉晋木简与敦煌写经应用到书法中。他是怎么获得最新资料的呢?沈曾植通过学术交流认识了罗振玉,罗振玉经常把自己的近期研究书信递给他,其中《流沙坠简》促成其书风的大变,书法中章草特征越来越明显。沈曾植也认识吴昌硕,但看不起吴昌硕,因为在沈曾植眼中吴昌硕属于“文苑”和他“儒林”不在一个级别里,这是传统文人的迂腐。


吴昌硕  “嘉行、夕阳”十言联 纸本 篆书 纵159.9cm 横24cm

释文:嘉行清修,望古人如不及;夕阳微雨,驾小舟以出游。
  说明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等。他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此联集自《石鼓文》,赠沈石友先生。


吴昌硕



    吴昌硕书法中最有名的是篆书,同样学自碑刻。吴昌硕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艺术创作,称“篆刻第一,书法第二,花卉第三”,但他又曾说:“写字顶要紧,写字主要是学篆书,篆不好,印怎能刻得好呢?”吴昌硕的篆书是坚持数十年临写《石鼓文》,逐渐领悟并融入个人风格的结果。《石鼓文》是经郭沫若、唐兰等众多专家学者的考证,大家一致认为其为先秦时期的刻石,上面记述秦国国君游猎活动的文字。中年以后,吴昌硕的篆书风格与自己仰慕的邓石如、杨沂孙等书家已有了明显不同。因为吴昌硕的篆书虽主要从《石鼓文》入手,但临摹时并不斤斤计较于一笔一画的形似,而是不断地从《秦权量》、《琅琊台石刻》、《峄山刻石》,乃至于秦玺汉印、古砖古瓦等中汲取养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篆书面目。


李瑞清 节临《郑文公下碑》轴 纸本 楷书 纵175.8cm  横45.3cm

说明:李瑞清(1867-1920),江西临川人。名文洁,字仲麟,改字阿梅,号梅痴、梅庵,晚号清道人。其书各体兼善,融碑化帖。行草得黄庭坚真髓,笔势挺拔开张;楷书出于晋唐,后致力于北魏真书、六朝碑刻;大篆取法商周金文,尤得力于《散氏盘》。

民国中晚期(1927-1949):清末碑学大师去世,新生代书家身兼多职,书坛呈现碑帖交融的多元化格局

  虽然在1922年沈曾植、1927年康有为和吴昌硕相继离世后,由清末碑学大师主导书坛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但他们对书坛、画坛的影响力犹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书坛迎来了全新的多元化的格局,新生代书家已经渐趋成熟,并成为书法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或为文人,或为学者,或为政府官员,或为画家,多为复合型人才,且都具备良好的国学基础,有的还受过西方文化熏陶,在书法创作中展现出深厚的传统功力,又表现出强烈的个性,是独特的时代风貌的缔造者。在这批书家中,于右任和沈尹默可谓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碑帖交融,对书法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于右任 陶渊明《饮酒·其五》轴 纸本 草书 纵121cm 横38cm

说明:于右任(1879-1964),祖籍陕西泾阳,生于三原。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他是同盟会成员,后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教育家。1932年,他在上海创立标准草书社,并编制、刊行《标准草书千字文》,影响深远。



于右任


      于右任被誉为“千古草圣”,他的书法在北碑刻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于一炉。每日临摹书帖,但他只将书法当作是一种运动、一种乐趣,而不去考虑书法以外的一些东西,一生清贫,只在经济最困难时才卖过几个月的字。有趣的是,身为民国元老的于右任,1948年竞选副总统,由于没钱只能靠写“为万世开太平”、赠照片“拉票”。对手李宗仁、程潜等人为拉选票,又是请客又是送红包。临近选举,于右任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不用说他落选了。他的一位同乡代表说得十分中肯、有趣:“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

沈尹默 米芾《画史》三则 轴 纸本 行书 纵105.3cm 横39.5cm


  说明:沈尹默(1883-1971),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吴兴区)人,生于陕西。原名君默,一作君墨,字寔、中,后更名尹默,乃废其字,号东阳仲子、秋明等。他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于右任)”之称,后又有“南沈北吴(吴玉如)”之说。


沈尹默


    沈尹默最开始是以作诗出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30岁就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沈尹默年少时在地方上已很有书名,但有一次,陈独秀见到沈尹默写的一首诗,对他说:“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被陈独秀批评的字体学自黄自元临摹的《九成宫醴泉铭》,此后改研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以北碑大字临写为主。
  沈尹默书风成熟在50岁之后,在故宫博览历代名迹,眼界大开。抗日胜利后,沈尹默生活清苦,以卖字为生,这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学习书法,为了适应各种人的欣赏品味,他遍临各家,有欧阳询、怀素、颜真卿、苏轼、米芾等诸名家,正是因为这才使他融汇百家,取法众家之精华为己用,对日渐式微地帖学起到复兴。


黄宾虹“林立、水鸣”七言联 轴 纸本 篆书 纵164cm 横24cm 1939年

  释文:林立石群齐剑戛,水鸣渊曲雁咸召。
  说明:黄宾虹(1865-1955),安徽歙县人,生于浙江金华。单名质,字朴存、扑岑、朴人、朴丞,别署予向、虹庐、虹叟,中年更号宾虹,后以此行。精书法,擅画艺,尤能诗文。所书篆籀富金石气,用笔圆中寓方,自然流畅而不失古厚,内敛含蓄。




王褆 “时有、徐观”七言联 纸本  篆书 纵132.8cm 横26.7cm 1946年



释文:时有好怀夸得句,徐观妙语可书绅。
  说明:王褆(1880-1960),浙江杭州人。原名寿祺,字维季,号福庵,七十岁后号持默老人,斋名糜研斋。工书法,大、小篆、隶无不能,早年以铁线篆出名,后致力于《石鼓文》和西周金文。篆书体势面貌众多,古穆严静,浑厚劲健。





陈独秀  “奔蛇、骤雨”七言联 纸本 草书 纵144cm 横39cm

  释文: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
  说明: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谱名庆同,原名乾生,初字仲甫,号实庵,别署由己、三爱、独秀山民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精书法,五体兼善,尤工小篆、古隶。而其草书,存杨凝式笔意,若天马行空,桀骜不驯,如此作。



建国以后(1949-1979):民国中后期书法的延续 并开始新文化的建设

 新中国初期的书法,仍是民国中后期书法的延续,既有的名家也基本上是从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如黄宾虹、章士钊、叶恭绰、沈尹默、胡小石、郭沫若等,他们留在了大陆,并开始新文化的建设,使当时的书画领域仍有不失辉煌的实力。新中国书法的发展,也逐渐显现出地域分异的特色。如上海的沈尹默、白蕉、王福庵等,杭州的马一浮、张宗祥、黄宾虹等,江苏的胡小石、林散之、高二适、萧娴等,当然还有其他各省的书法名家,他们继承传统,或重碑,或重帖,或碑帖交融,结合自我性情和学养境界,立意创新,为中国书法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小石《南京陷及期书愤》轴  纸本  行楷  纵133cm  横61cm  1939年

  说明:胡小石(1888-1962),浙江嘉兴人,长于南京。名光炜,号倩尹、夏庐、磐石生,晚号沙公、子夏,以字行,室名愿夏庐。他擅长篆、隶、行、草,篆书遍临商周诸铭,隶书取法《张迁》《乙瑛》等碑,而其楷书用笔以方为主,体势稳健、峻整。


林散之 自作《太湖东山纪游》诗轴  纸本  草书  纵113cm  横34.2cm  1977年


  释文:千峰竞秀白云开,西坞人家特地来。爱煞晚枫斜照里,有人倚石画青梅。日长林静路漫漫,红叶如花最耐看。我比樊川腰力健,不烦车马上寒山。
  说明:晚年时期,林散之谋求诸家草法的溶合,尤其是将怀素与王铎两家草法加以变通。他对王铎草书有深刻的认识,但反其道而行之,以隶意入草,涵溶于笔墨之间,无一生硬之迹,非深识其书者,难以识破。其晚年草书瘦劲圆涩,偏正相依,璀灿华滋,飘逸天成。

沙孟海 叶剑英《远望》轴 纸本 行草 纵137.5cm 横69cm


释文: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说明:沙孟海(1900-1992),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原名文瀚,后改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书由《圣教序》入,自习《峄山碑》。青年时醉心北碑,继而悉心临摹历代碑帖,诸体兼擅。尤擅行草,善用北碑方笔,以侧锋取势,形成雄浑恣肆的书风。

  总之,中国近现代书法延续了晚清的碑学书风,传承了帖学风范,碑帖交融,开拓创新;近现代考古的活跃,促成了甲骨文、西汉简牍、敦煌写经的出土“民间书法”元素,增加了近现代书法的多样性;而清王朝王权的覆灭,人们有机会看到故宫院藏历代书法真迹,再加上照相技术引入使得这些书法资料的普及迅速。这让近现代书法在清代基础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大家辈出,精品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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